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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被打成右派自杀,蒋经国执政时

文章作者:中国古代 上传时间:2019-10-09

时间:2012-11-22 12:18:39 来源:不详

原标题:杨天石:蒋经国执政时 两岸几乎达成过合作统一方案


时间:2009-11-3 11:13:11 来源:不详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

本文摘自《南渡北归·离别》,作者:岳南,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青年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医生输血抢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后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适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来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战期间一度担任中央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于国民党退往台湾后的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上发表文章,放声高歌“我从光明中来”,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脱离《星岛日报》加入新加坡《南洋商报》,并以该报记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陈毅等人的接见。据传闻,后来曹氏又自香港潜往台湾,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接见,并借此做蒋氏父子的工作,说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氏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颐养之地等。再之后,曹氏行动更加神秘莫测,他的妻子、亲属皆不知其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摇晃,整天折腾了些什么。〔18〕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兮兮、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1957年中国大陆山雨欲来、引蛇出洞,“反右”天罗地网即将全面撒开的明媚春天里,突然有些神经质地致信胡适“劝降”。据胡适3月16日记载: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养病的胡适,自然知道这个“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对他统战的布袋戏。对此,胡心中生发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但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了。凡苍蝇或其他诸如螳螂、蛤蟆之类的弱小的动物,为了生存,必然要呈张牙舞爪状,以壮声势,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嘘叫嚷一番,拉个大旗,扯个满身布满疙瘩的假虎皮,甚或与树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鳄套套近乎,亦属天下政客,特别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于是,胡适在曹氏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继而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予以处置。 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20〕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了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注: 简介 三国时期是一个混乱和割据的时期,形成了以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是从汉代四百年太平时期到四百年混乱的过渡时代,也可说是魏晋南北朝大纷乱的开端。]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注: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大臣,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发明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金沙城中心,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下。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表面上是标榜‘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实际上,两岸在‘黑箱’里面还是有很多交往。”近日,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蒋介石在台湾》一书的新书发布会上,被称为 “蒋介石研究权威”的历史学家杨天石指出,担任两岸密使重要角色的,在蒋介石时代主要是曹聚仁,在蒋经国时代主要是沈诚。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其间1965年,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杨天石认为,在蒋介石时代的两岸密使当中,最重要的、参与机密最多、获得了初步成果的当属曹聚仁。他在大陆考察,接受周恩来在颐和园的宴请、与毛泽东会晤,并向蒋经国递交报告、传达和谈条件,并通过蒋经国的亲信解答蒋氏父子的疑惑。蒋介石的日记当中对他曾有四次提及。因此,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的《蒋介石日记中的“两岸密使”》一文当中,对曹聚仁着墨最多。作为对谈嘉宾来到现场的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则称,毛泽东曾经用《东周列国志》中的鲁仲连来形容他父亲的角色。曹景行还认为,尽管蒋介石对中共心存芥蒂,但是依然在寻求沟通,这表明两岸之间有一个最起码的共识,就是不愿意分裂。

第一次秘密和谈

第一次秘密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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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毛泽东邀蒋介石回老家看看

历史学家杨天石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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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关于蒋经国时代起到重大作用的沈诚,现在还没有任何档案资料。但是,杨天石本人曾听过当年接待沈诚的民革中央荣誉副主席贾亦斌的亲口叙述,另一方面,他曾与沈诚本人有过一上午加一晚上的谈话,对当年的情况比较清楚。杨天石知道,沈诚在曹聚仁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国是建议备忘录》,对两岸的统一问题提了一些建议,而且还传达过一份党中央给蒋经国的密信,使得两岸几乎达成了一个合作统一的方案。可是,如今有关当事人,邓小平、蒋经国、沈诚、贾亦斌,都已经去世,82岁的杨天石称自己写作时已经成为这件事情唯一的知情人,“因此不得不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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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蒋介石在台湾》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杨天石 著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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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曹聚仁:蒋介石诚意不足,斡旋久久无功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曹聚仁本来是一位文史学家和记者。在20多岁时,他便记录整理出版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还登上了暨南、复旦等大学的讲坛;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又在上海创办了《涛声》《芒种》等杂志,鲁迅也是投稿人;到抗战时,他又持笔从戎,成为战地记者。曹聚仁与蒋经国的相识始于1938年8月的南昌见面。1941年曹聚仁因避战乱迁居赣州,蒋经国邀请他主持笔政,曹聚仁由此创办了《正气报》,担任总经理、总编辑,二人合作数年之久,曹氏因此对蒋经国十分了解。蒋经国也曾感叹称:“知我者,曹公也!”1950年,曹聚仁移居香港,先后担任《星岛日报》的主笔和新加坡《南洋商报》的驻港特派记者。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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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年初,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

担任战地记者时期的曹聚仁

第二次秘密和谈

1957年4月,宋宜山抵京。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他,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曹聚仁的“两岸密使”身份是移居香港以后开始的。根据杨天石考察,在1955年,曹聚仁就写了三分密函给蒋经国,邀请他派人到香港,去了解中共对台湾的和平政策,由于被看作是“统战”,台湾当局并未回应。到1956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进行《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谈及“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步骤和条件”,这引来了曹聚仁的注意,他先后拜访周恩来三次,周恩来还在颐和园宴请他,后来这段经历被写进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从此以后,曹聚仁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两岸秘使”。他在大陆考察,并向蒋经国递交报告,通过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解答蒋氏父子的疑惑。

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杨天石告诉在场的听众,毛泽东和曹聚仁的对谈当中,对于两岸谈判极为宽大,今天看来令人非常吃惊。他列举了若干例子:毛泽东称,只要蒋氏父子能够抵制美国,就可以同他合作。一方面,毛泽东允许蒋介石在台湾进行 “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可以让蒋管,可以管很多年。另一方面,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已经满了两届,按照规定,他没有资格继续连任,当时总统待选人物有三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陈诚,一个是蒋介石。毛泽东说,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他还称,“我们都是拥蒋派”。与曹聚仁的谈话当中,毛泽东甚至指出,如果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到了1960年代初,毛泽东又把曾经提出过的这些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一纲四目”的和平统一祖国总体构想。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杨天石在书中记录下了这样的故事: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曾经与曹聚仁在日月潭的涵碧楼会面,当时,曹聚仁出示了中共中央的信函,当中还有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一句“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会晤结束之后,蒋介石拟出了六条协议,只待签字,但是此后却无下文。可是,曹景行则指出,由于相关文献资料不足,今人并不能确切知道此次会面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生过,“六条协议”的相关史料也并不太确切。

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

第二次秘密和谈:

蒋介石似乎对曹聚仁的态度并不友好。杨天石称,从蒋介石日记来看,对担任两岸密使时间最长、往来信函最多的曹聚仁,他只记载了四条,且称之为“曹谍”、“曹奸”、“曹匪”等。实际上,除了这两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之外,蒋介石一向坚决反共。那么,他为什么利用曹聚仁来做工作?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是想通过曹聚仁来了解大陆的动态、获取情报。例如,大陆“反右”运动期间,大陆内部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许蒋介石的诚意不足也正是曹聚仁直到1972年病逝之时,依然久久无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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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愿携旧部回庐山养老

沈诚:“如果蒋经国不死,两岸问题早就解决了”

1956年7月,另一个神秘人物担负着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在临终之前,一直希望有人来延续他的事业。而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曾在蒋经国青年军当中担任要职的沈诚。后来,他卸甲归商,在香港开公司。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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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回到大陆,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等人作陪。周恩来告诉曹聚仁:“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

沈诚和蒋经国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这天恰逢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出面欢迎,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杨天石曾经听沈诚谈过他受派担任两岸密使的故事,蒋经国老部下、民革中央荣誉副主席贾亦斌也对这段往事进行过佐证。根据口述内容,杨天石得知沈诚的使者身份始于1981年,这一年的9月30日,叶剑英提出了“叶9条”,主张两党进行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0月,叶剑英请沈诚向蒋经国传话,称:“兄弟之间没有不可以谈的,过去恩怨一笔勾销。”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在与中共中共对台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会见之后,沈诚写作了《国是建议备忘录》并分送给两岸领导人,北京邓小平、台北蒋经国。其中不仅分析了当前两岸两党在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而且还谈及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之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国家统一手段必须和平等内容。根据杨天石知道的情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曾称“沈城的见解很好”。再后来,杨尚昆提出了谈判的基本原则:双方谈判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向蒋经国报告以后,台北同意了“两党对等,中央层次”的谈判模式。

毛泽东还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

“两党对等”,是党对党的对等谈判。杨天石认为这很符合蒋经国及台湾军政人员的心理状态。因为台湾的军政人员存在一种心理,虽然他们在军事上被打败,但依然不愿意承认失败,希望维持体面。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共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接触失败者国民党。

回到香港,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除了认可“两党对等”的原则,蒋经国比起蒋介石,态度要积极和开明得多。“蒋经国当然有反共的一面,但是他的思想也有开明的一面。”杨天石指出,他曾经在胡佛档案馆翻阅张嘉璈(银行家、实业家)日记,发现早在1946年1月,蒋经国就曾经对张嘉璈说,有了共产党,国民党就不会腐败。更惊人的是,他甚至还说,两个党都存在,可以竞争,谁得到拥护,谁就执政。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在这种背景之下,沈诚取得了比曹聚仁更大的进步,1987年3月,就在台北同意谈判模式以后,沈诚收到了杨尚昆派人送来的《致蒋经国函》。沈诚带着这封信函,经由香港飞抵台北。蒋经国此时刚做了白内障手术,在商讨之后不久,经由沈诚传达,两岸先后解决了“台胞旅游探亲”和“老兵返乡”问题。

他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他到庐山、奉化、萧山、宁波、杭州游历的情况,同时附上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美庐”的。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一样也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

根据杨天石书中《我所知道的沈诚两岸之行》一文,同年9月,沈诚再到台北,此时蒋经国因为糖尿病引发了脚部溃烂,切除了两个脚趾。沈诚随后提出要蒋经国选派赴大陆的代表。蒋经国认为,党对党不需要经过政府立法部门,但不可能不经过党组织。11月,蒋经国告诉沈诚,很快将要举办中常会,到时候决定正式去北京的人选。这次谈话时,沈诚发现,蒋经国“精神很差”“显得浮肿”,“口齿也有些欠灵活”。次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

当然,曹在信中也讲道,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曹怕蒋介石对此不高兴,在信的最后写道:“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曹还给蒋介石出主意说: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陆的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庐山,请仔细酌定。”他还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

蒋经国去世以后,李登辉继任,局势陡转,沈诚受到了台湾当局“法务部调查局”的传唤,并收押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指控罪名有“来台为匪统战,意图颠覆政府”等,在1989年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为无罪。

没有想到,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介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兴。他仔细看了三张照片,感慨万千。他让曹向毛泽东表达他的感激之意。

“历史有时候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杨天石感叹。杨尚昆曾经请人给蒋经国捎去一份信,其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够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而蒋经国也有强烈的意愿,他曾经告诉沈诚,自己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给民族、给国家一个交代。“如果蒋经国不死的话,以他的身份和能力,两岸问题早就解决了。”可是,蒋经国的去世,让两岸谈判的希望之火又被熄灭,虽然李登辉上台的早期也在与大陆进行沟通,可是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前景又变得难以捉摸。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并请他吃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毛泽东大度地表示,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

在曹聚仁、沈诚以外,杨天石看到,还曾有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的胞弟黄逖非等人曾为两岸关系担任密使。曹聚仁曾说“义无反顾,决不做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完成这件不大不小的事”,并且坚守着密使的职责,直至去世。这让杨天石十分感动。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两岸密使”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都曾自觉地把促进两岸统一看作是义无反顾的事情,为了两岸统一而鞠躬尽瘁。

从上面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蒋介石是采取十分宽大的政策的,前提是台湾回归祖国,不和美国人搞在一起。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后来,在曹聚仁说了毛泽东讲“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的话以后,蒋介石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些相信,开始考虑毛泽东提的宽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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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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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有与毛泽东想法一样的,也有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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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在与曹谈话中间,毛泽东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7月20日,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日月潭涵碧楼,向蒋氏父子介绍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题的诗。蒋介石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

同时,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个条件,要曹向毛泽东转达,然后双方再进一步商量。这六个条件是:

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

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

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

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涉后形成的,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由于毛泽东过去有过让国民党保留一点军队的意见,双方在此问题上能达成统一认识,殊为不易。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中,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中共的联系。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

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赴港。然而,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最终于7月1日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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