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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校长支持我办学生自治会,争夺竺可桢

文章作者:中国古代 上传时间:2019-10-09

灯火阑珊 竺可桢与左翼学生运动的某种抵触,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异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实也是为学生所着想。当然,这是当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体会到的了。 1948年4月8日,竺可桢听说学生在演讲会上报告的主题竟是“共产党渡江”,马上告诫学生:“此种瓜田李下之论题,必有一日警局将入校捕人也。”然而不久之后,借着时局的愈加纷乱,学生自治会的壁报索性以“总理叛徒”为标题,画上蒋介石的画像,又“背插一‘斩’字”,全国各大报纸亦纷纷报道“浙大为共产党所策动中心”,国民党浙江省当局遂拟采取行动弹压。竺可桢十分着急,连呼“学生之壁报及自治会之言论随处可以造祸”、“迟早军警必来校捕人,而学生尚不自检点,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14日,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宣告此日是“反迫害、反污蔑”的罢课日,竺可桢则表示:“若反动漫画继续不绝,则人人自将目浙大为反动之大本营,甚至军警入内捕人,自招祸端。”未几,浙江大学果然成为真正的“东南民主堡垒”,全国各地的高校均派遣代表赴浙大予以支持和响应,竺可桢从教育部得知“南开、北大等学生均派代表来浙大开会,因此特务随之以来,欲乘机加以逮捕”,他本能地警觉起来,却又向当局表示:“浙大学生不能来校逮捕。” 从蒋介石,进而具体到浙大的某些有国民党背景的师长,如张其昀[注: 张其昀(1901~1985)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字晓峰。浙江宁波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佘坤珊等,一一成为学生壁报攻击的对象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一些乃是“成绩极坏的学生所为”。这不免触及了高校传统的“师道尊严”和“教授治校”的理念和规则,因而浙大许多教师纷纷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有辱师门的做法。苏步青、贝时璋、钱宝琮、王葆仁等代表教师面见竺校长,表示“学生如此嚣张,学校要有一处置办法”,史地系全体教师更表示如张其昀被迫辞去,或学生没有受到“谴责”,“则全体将辞职”,且“文学院教员全体与晓峰张其昀字——引注同进退”,随之,一些教师徐震谔、任铭善、郦承铨、王焕镳等表示将罢课以示抗议。对此,竺可桢表示:“壁报上言论系少数学生所为,绝非公论,但有侮辱师生与攻击个人之处,学校可以查明负责人加以处罚。”他除了严厉要求学生撕去对教师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文字之外,又循循善诱,与学生进行对话,解释浙大的办学理念和方法,一一分述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各委员会以及教授会、学生自治会的职权,“标榜教授治校精神”,亟力主张维护“浙大校风”——“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不过,此时此地、此景此风,已非竺可桢可以从容应对的时机了,他难免“尴尬人办尴尬事”,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国民党恼怒于他的纵容包庇学生,左派则恨其站错立场,帮助当局阻碍学生运动。 不久,“中央社”传来一条带有凶险意味的新闻: 北平电:本市农、工、商、学、自由职业各团体,以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潜伏匪职业学生,鼓励风潮,应共匪军事暴动,非彻底肃清依法惩办不能安定秩序,巩固后方,请教部、青年部解散中大、浙大,重新登记云云。 果然,浙江大学到了一个生死关头。左派学生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 6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学生壁报张贴骂青年军之文字,指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因此引起公愤,迫令自治会交出作者姓名。”先前学生壁报发表攻击师长的漫画和文字,教师手无寸铁,不过以罢课作为抗议,但此次壁报攻击的对象竟是手执长枪的国民党青年军,竺校长担心,“如有骂青年军者即口辩,必致发生争执。如有殴打情事,则外面之青年军即行加入,不分皂白逢人便打。如此则金华中学与英士大学之惨案又将发生于浙大”矣。于是,竺校长只好勉为其难,极力阻止浙大内部的70余名青年军学生召开大会,生风作浪,以为对抗。好在竺校长制止有效,兼有统领青年军的蒋经国来函,告诫“不能打浙大”,“此事遂告平息”。 蒋氏父子当年鉴于浙江大学是故乡的一所高等学府,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注: 朱家骅(1893年-1963年),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等也分别以校友或乡人为念,特别是因为竺可桢主校,在教育经费、用人等各个方面给予照顾,遇有学潮等,亦往往对浙大网开一面,心存不忍。加之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陈仪由台湾调回内地,转任浙江省主席,陈仪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杭州“求是书院”的学生,竺可桢以为“故可说浙大为其母校”,果然陈仪对母校多方垂顾,省却竺校长诸多麻烦此后陈仪因劝说汤恩伯[注: 汤恩伯(1900年9月20日~1954年6月29日),浙江金华武义汤村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1920年入援闽浙军讲武堂,]起义失败被解除职务、押送台湾处决。竺可桢与陈仪相晤,“谈及大学思想事”,竺“告以办大学之方针以开导为主,渠亦赞同。对于过去于子三事件之处理,渠表示不赞同省方办法”。在这种背景下,浙大处于火山端口而没有粉身碎骨,真是万幸。

在政权交替的关口,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与争夺的对象。在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除24位选择离开外,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1949年5月6日,距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杭州已经解放了3天。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走在上海的枫林桥上。他刚刚去看了上海医学院的朋友回来,在此,与蒋经国不期而遇。此时,蒋经国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虽然竺可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素来关系不错,但现在蒋经国却是竺可桢最不想遇到的人。蒋经国开口便劝竺可桢赶紧赴台,并说是以父亲的名义请他去。竺可桢婉言相却。回到住所,竺可桢向身边的学生讲述了这件事,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马上建议他以后少出门少露面,竺可桢听从了。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在这一年的2月,他得知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的消息。陈仪一向对浙江大学多有照顾,这让竺可桢“心里极为不安”。特别是听说,陈仪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此前浙大5名学生被释放时,学生们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结果被特务们报告上去,说陈仪对学生们的行为不闻不问——这让竺可桢不能不联想到自己,他对学生的“纵容”在国民党当局中是有名的了。到了4月,有朋友透露消息给竺可桢,说他被国民党当局列入到一个“和平分子”黑名单中。国民党当时有两个黑名单,一个是更“黑”的“反动分子”名单,那张名单上的人名一般人不易见到,而“和平分子”名单上的人,有许多都是竺可桢的朋友。竺可桢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头买报纸,发现报载他已经“飞台湾”,这让他大为惊惶,不知消息从何而来。到了这种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与争夺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国民党方面要拉他去台湾,而且通过不只一条渠道向他表达。教育部长杭立武在他来上海的第一天就要他去台湾,但是他没有答应。后来,他的老友傅斯年从台湾来电,邀请他去台湾大学,他予以辞谢。这回,是蒋经国当面向他传递蒋介石的意思,让他去台湾。蒋经国后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面。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曾经在蒋经国日记中看到过这段,说竺可桢当时不但不去台湾,还劝蒋经国也留在大陆。但是,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关于这次相遇并没有写到这些。“我认为以竺可桢先生的为人,他不太可能去劝蒋经国的。当时有不少人去了台湾,包括与竺可桢关系很亲密的学生,他也没讲什么。他觉得每个人的去留都有他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国民党拉不走竺可桢,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杀的可能。从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当年国民党军警就曾扣压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准备以押送台湾的名义,在途中将其处死,幸为潜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救。失望与希望之间194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个年头的每个人,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竺可桢来说,他的抉择还要多一重:他这个浙大校长还要不要干下去。他已经在浙大校长的任上干了13年。1936年1月,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竺可桢,听老友翁文灏说,浙大的原校长郭任远干不下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准备向蒋介石推荐他出任此职。竺可桢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他知道大学校长工作的纷繁复杂,更放不下他热爱的气象研究工作,放不下他亲手打造起来的气象所。蒋介石为这件事,专门约见他面谈,竺可桢本来想当面向蒋婉言辞谢,但蒋见了竺可桢印象甚好,更要任命他做浙大校长了。许多朋友都劝竺可桢赴任,理由是,中国的文化近年来衰退,需要一所大学做中流砥柱。竺可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郭(任远)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而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到了3月,竺可桢告诉陈布雷,他可以接掌浙大。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上任,没想到,不久就战争爆发。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竺可桢在“求是”的校训下,选贤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战争结束时,当时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当时最好的四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但是到了浙大复归杭州以后,竺可桢发现,他这个校长更难当了。一方面,国民党日益腐败独裁,统治愈发残酷;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动不动就上街游行。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另3名同学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竺可桢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立刻前往营救,而那些国民党高官们,有的高卧未起,有的推说不知,最终才确认于子三确实被捕了。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刑事拘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保安司令和警察局长却一再推托,学生们被激怒,说,如果29日人没有被送法院或释放,30日就罢课!29日下午,省府来了消息,说有要事要谈,却又久久不见人来。竺可桢心知有异,又赶到省府,被告知,于子三已经“自杀”了。看到于子三伤痕累累的遗体,竺可桢几乎晕倒。当国民党特务们要求竺可桢在“自杀”的检验证书上签字时,竺可桢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竺可桢对于学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们的总结,叫做“爱生如子”,另外还有4个字,是“爱校如家”。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中共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儿子。”1943年5月29日,竺可桢到重庆的北碚去看望两名被关押的学生。在那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看望完回到车站,他看到“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的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一边要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内学生们的情绪,不要做出过激行动。然而浙大的学生果然罢课了,而且浙大的教授们也参加,成为浙大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罢教。接着,北平、上海各校开始响应,形成1947年中国的第三次学运高潮。这时的竺可桢,在努力劝说学生们复课但学生们不听的情况下,生了辞职之心,他匆匆赶赴南京。刚到那里就听说,学生们已表示次日复课,并支持校长在南京的一切行动。当南京的新闻记者前来采访,问到于子三是否自杀时,竺可桢回答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言论一出,国民党当局一片被动。所以,竺可桢日后多年在他的一份“思想自传”中写道,“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在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之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而竺可桢对学生的爱护,也是获得共产党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为竺可桢祝贺六十岁生日的活动。当年中共杭州市工委的负责人之一许良英说,活动是他建议的,在浙大校园里搞了一个星期,还举办了浙大校史展览,不光是学生,许多教授也参加进来。作为竺可桢,他并不知道这个活动背后是有组织的,而且学生们以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实际是3月7日,但他确确实实感到了浙大师生们对他的厚爱——那份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此这前,许良英还主持做了一件事,在1949年元旦的时候,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他应该感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善意。“竺可桢在1949年的4月30日突然离开杭州,这令我们也感到很意外。”许良英说。但是,竺可桢到了上海后,马上又受到了他的学生们,另外一批中共地下党的保护。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以竺可桢原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大学就是个学知识培养人格做学问的地方,不应掺入那么多的政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真空之地。于子三的遗体下葬时,学生们不顾禁令,打着写有“复仇”大字的旗帜,并散发挽歌:“抬着你的尸体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太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竺可桢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队伍上了街,非得酿成惨案。他和学校的老师们极力劝说将葬礼延期。但就是这样,突然从校外冲进一伙暴徒对学生大打出手,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竺可桢后来的校长生涯,就这样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政治风潮上,为营救学生和为浙大争取资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厌倦。竺可桢想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的念头已经有很久,但他离开浙大的决定却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电说现在去不了,因为学校面临疏散传闻,人心惶惶。后来,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证,决不会到浙大抓人,觉得对学校可以放下心了,又听说社会上关于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维持会副主席,他觉得此时再留在浙大,很难讲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杭立武的电报,就是离开浙大最好的理由。4月29日,当竺可桢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发现车上挤满了军人,他根本上不了车。换了一趟车上去,从下午两点半直等到7点还不开车,大雨将所有等候的人浇得透湿,谁也不知几点能开车。晚11点多,车终于动了,又不断停下,有士兵从窗口强行爬入,而车站上,已经见不到站长,这一夜的火车,走走停停,让竺可桢饱尝“兵荒马乱”的滋味。到了上海,竺可桢住在朋友处,他听到了黄莺正在啼鸣。沪、杭、宁一带,当时正值最好的春光,樱桃上市,洋槐盛开,可是,自己将何去何从?此时竺可桢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而且,中国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湾。所以,当他遇到蒋经国时,就发生了本文最初写到的一幕。但是对于共产党,用他在后来的“思想自传”中的说法,他“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他与朋友们探讨,问他们是不是要赴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几位朋友“唯唯否否”,觉得去了也“前途茫茫”。然而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竺可桢还能坚持读书。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读过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5月24日还在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只是到了炮声越来越密的时候,他也开始看一本小说《风萧萧》,“我素来不看小说,在炮声中无心读书,故翻阅之”。竺可桢在这个时候还能看进去书,可以说他有超常的定力,也可以说他对于学术研究一直充满兴趣,但更可以说,其实他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了帜。“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在当天日记中,竺可桢写下了他见到共产党军队的第一好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副院长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学者傅国涌的研究,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离开,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2009-10-09)

此后,竺可桢还陆续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并于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竺可桢仍然坚持挤出时间,亲自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科学研究第一手资料。

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谷超豪是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2010年1月11日,谷超豪院士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本报记者通过谷先生的秘书联系上他,他的秘书昨日发来邮件说,84岁的老人回忆了读书时的大学校长竺可桢。据介绍,谷超豪1943年9月考人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读数学系。浙江大学总校当时在贵州湄潭。那时,竺可桢校长已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和大学校长。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谷超豪随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迁回杭州,才有机会见到竺可桢校长。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的学生进步运动一直得到竺可桢校长的支持。1947年国民党将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迫害致死,引发一场反迫害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竺可桢校长主持正义,以苏步青教授为首的教授会罢课表示对反动派的抗议。在这次运动中,谷超豪多次和竺可桢校长接触,向他表达当时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立场,并得到他的支持。竺可桢践行着他的办学理念“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记者 李佳)2010-07-01

竺可桢


时间:2012-11-22 12:18:40 来源:不详

最终,竺可桢留在了大陆。除了对国民政府失望外,还有专业上的考虑。“他是搞气象的,工作的环境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大自然,相对于大陆,台

同时,竺可桢还特别重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和着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合作,指导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创办《史地学报》,刊登师生的着译作品。竺可桢指导学生论文从不居功,从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使有学生“强行”署名,竺可桢也托词道:“老师怎么能与学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呢?”至于考试,则常常由专题写作代替闭卷考试,让同学们感觉收益颇大。

新地学系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实习、实践,在校园六朝古松下建立了测候所,学生轮流观察、记录、分析气象情况。竺可桢对学生观测训练要求非常严格,并以身示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他都和学生一起准时观测,详细记载每个天气要素,毫无疏漏。当时,东大气象观测记录可靠性、仪器设备完好性居全国之首。身材瘦小的竺可桢,还常常带领学生赴野外实习,指导学生采集标本。以学生采集的标本为基础,东大在科学馆建立了我国大学中第一个地质标本室。

离开澄衷学堂后,竺可桢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胡适则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1910年8月,二人同赴北京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当时有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在美国留学时,二人开始学的都是农学,竺可桢先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并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38年零37天的日记没有一天中断过

1905年,竺可桢15岁,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同班同学胡适14岁。两人都喜爱读书,但竺可桢因为过度用功,身体极为虚弱,胡适指着竺可桢对人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胡适想不到的是,竺可桢活得比他还长寿,而且成为中国气象学、地理学的“双科宗师”,创办中国第一个地质学系和气象研究所,培养出张其昀、胡焕庸等地理学界的“开山大师”,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

在南高师,竺可桢被聘为文史地部教授,讲授气象学,同时还教授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科的地质学。当时的地理系虽号称系,但专门化课程不多,与传统意义上的“舆地科”相差无几。竺可桢分析世界形势后,认为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以区区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决策者缺乏地理知识所致。而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地理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人,美国有头等测候所200多个,中国却只有上海、香港等两三处外国人办的测候所。为此,竺可桢深感耻辱,大呼“要组织机关,捐募巨款,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而要完成此等使命,必须创办新型的地学系,培养中国自己的地学家。

在武昌高师,由于当时该校学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几乎都听不懂竺可桢的绍兴口音,只能通过讲义来学习竺可桢开设的课程。为此,竺可桢要花费大量宝贵时间刻印讲义。此外,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师以留日学生居多,而留美归来的竺可桢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得不到留日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让“孤家寡人”的竺可桢十分苦闷。此时,执掌南高师的郭秉文正大张旗鼓地招揽人才,力邀竺可桢加盟南高师。于是,1920年夏天,竺可桢调入南高师。同年,他与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张侠魂结婚,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聘请器材保管员上台为学生讲课

1920年,东南大学以南高师为基础宣告成立,竺可桢主张以此为契机创办新型的大地学系,得到了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等人的支持。于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系正式在东南大学文理科下成立,竺可桢担任系主任。

胡适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

原只想做半年校长的竺可桢,后因抗战爆发,形势所迫,义不容辞地将担子一直挑了下去,率领全校师生四次迁校,坚持办学,声誉日隆。1944年,李约瑟教授考察了中国诸多大学后,说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将其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在经历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之后,浙大在竺可桢带领下安然回到杭州。学校奇迹般地从原来的3个学院16个学系发展壮大为7个学院27个学系,教授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余人,成为中央大学之外当时全国又一所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

指导学生论文从不署上自己的名字

当年,竺可桢听完胡适说他活不过20岁的话后,心头一惊,开始默默锻炼身体,显示出其终生个性:表面温和、静默,内在执着、刚毅。从他的日记可见一斑。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总计38年零37天,竺可桢的日记没有一天中断过。此外,年轻时,竺可桢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但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学到终于能够阅读俄文资料。此事,也足见他的坚毅个性。能凭空建立中国首个地质学系和气象研究所,成为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双科宗师”,将浙江大学从中国最败破的大学建成“东方剑桥”,也都与他的这种个性相关。

浙大的费巩教授颇有才气,在一次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对竺可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听后,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教育部“只有国民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依然请费巩做浙江大学训导处长。1944年3月5日凌晨,政治激进的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突然在重庆码头失踪。竺可桢知道消息后甚为吃惊,立即去找陈布雷、朱家骅等人打听费的下落,还带领浙大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而国民党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可桢还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确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杀害。

完成交接手续后,他求贤若渴,先后聘请了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等30多位着名学者前来浙江大学任教,而对于不称职的教授,即使是领导也要解聘。竺可桢刚来浙江大学时,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只领薪水却从来不上课,最终被竺可桢开除。在聘请教员时,竺可桢敢于打破学历限制,唯才是举。当年,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只有高中学历。在浙江大学做化学系器材保管员时,查长生常常旁听化学系的课程,学完了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部课程。抗战期间,伤员需要大量的磺胺药物,而此类药全部依赖进口。查长生翻阅大量外国相关文献,自己实验合成了磺胺药,合成后没有办法鉴定其疗效。恰在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查长生便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结果一吃就好。竺可桢听说此事后,亲自跑到查长生家里,反复动员,请得查长生上台为学生讲课。

1910年,在赴美的轮船上,竺可桢和胡适再次相遇,胡适又说他活不过六十,并打赌:如果活过六十,胡适就在竺可桢的寿宴上磕三个头;如果竺可桢活得比胡适长,就在他尸体的屁股上踢一脚。没有人想到的是,1949年之后,两人却隔海相望从此陌路,而竺可桢活得竟比胡适长。1962年,时任台湾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在台北去世。即使记得曾经的那个赌约,身在大陆的竺可桢也没有办法在胡适尸体屁股上踢一脚,他能做的最多是在内心叹一口气。这是两类知识分子的人生,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竺可桢原本可以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但在1936年2月16日却走向了另一段人生轨迹。这一天蒋介石突然约见他,要他去浙江大学任校长。蒋介石是听了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意见,认为竺可桢既有声望资历,又是浙江人,乃浙大校长的不二人选,约见之后对他更是满意。竺可桢刚开始很不情愿担任校长,认为“大学校长,其职务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自己很难也不愿意应付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和千头万绪的行政工作,更不想放弃刚刚有起色的气象研究所的工作。然而妻子和朋友的鼓励,如陈布雷弟弟陈训慈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再加上竺的公心——“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入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异”,最终使得竺可桢决定接受浙大校长职务,但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蒋介石在陈布雷的劝说下,勉强同意这三个条件。于是,1936年4月25日,46岁的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同时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46年)。竺可桢接手的浙大可以算是当时全国最破败的大学了,图书馆藏书稀少,只有六万余册;教师队伍更是堪忧,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任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

可就在浙大蒸蒸日上时,竺可桢自己却倍感焦灼。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要求各大学校长、院长加入国民党,竺可桢是少数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大学校长之一。1949年,竺可桢60岁大寿时,浙大学生自发为校长举办祝寿晚会,并做了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个大字,以表对校长的崇敬与感激。然而,竺可桢没有参加晚会,也没有接受锦旗。为了躲避蒋介石要求他去台湾的命令,他避走上海,以这样一种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了他精心耕耘了13年的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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