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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研究中文文献目录,2011年度夏商周时

文章作者:文物考古 上传时间:2019-11-22

2013年

许宏 博士。男。1963年7月生,辽宁省盖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2011年,夏商周时期考古续有新的发现,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共发表考古报告、简报和论文260余篇,考古发掘报告17部,研究专著与论文集26部。召开了浙江湖州·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研讨会、“中日共同开展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会和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二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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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考古;考古学家;二里头

 

许宏,1963年7月生,辽宁省盖州市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一、资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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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里头时代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198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徐苹芳教授,专攻城市考古学。其间,于1994~1995年在学赴日研修,任日本驹泽大学外国人研究员,从事中日早期城市考古学比较研究。1996年获博士学位,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98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9年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2004年晋升为研究员。曾为日本驹泽大学、金泽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现为山东大学客座教授。

 

人物简介: 许宏 博士。男。1963年7月生,辽宁省盖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199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徐苹芳教授,专攻城市考古学。1996年获博士学位,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关注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等。 学术成果(1989-2012): 《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考古》1989年第4期。 《山东邹平县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6期。 《山东邹平县苑城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6期。 《论中国古代都城民居规划与居住习俗的演变》,《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 《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对山东地区商代文化的几点认识》,《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丁公龙山文化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有关曲阜鲁国故城的若干问题》,《东洋学报》第77卷1、2号,1995年。 《从比较文明史的视点看日本的早期城市》,《驹泽史学》第49号,1996年。 《关于城市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26日。 《<上马墓地>评介》,《文物》1997年第8期。 《东周城市考古的初步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发现及其研究》,《燕京学报》新四期,1998年。 《论夏商西周三代城市之特质》,《三代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考察》,《考古》1999年第4期。 《1996~1998年中国考古学新发现述要》,《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东周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0月26日。 《“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 《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考古学观察》,《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人民出版社,2002年。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1期。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 《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 《二里頭遺跡における考古学的新收穫とその初步的研究——集落形態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考古学》第4號,2004年。 《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略论二里头时代》,《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一部众力集成的总结之作——〈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编写侧记》,《考古》2005年第4期。 《河南洛阳盆地2001年~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21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学术意义》,《燕京学报》新十八期,2005年。 《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 《“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 《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 《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嵩山南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管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 科学出版社,2006年。 《二里頭遺跡から見た華夏初期國家の特質》,《東アジア古代國家論》,すいれん舍,2006年。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考古学检讨》,《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 《“华夏第一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三联书店,2006年。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二里頭文化期の人と環境の關係に關する考古学的一檢討》,国学院大学中国考古学會《亞洲学誌》第三号,東京,2006年。 “Rethinking Erlitou: Legend, History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81 : 886-901.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8年3期收载。 《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发掘最早的“中国”》,《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中信出版社,2008年。 《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二里頭遺跡文化分期再檢討——墓地出土の銅、玉礼器を中心に——》,《中国初期青銅器文化の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2009年。 《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 《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 《再论城市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寻根》2010年第3期。 《学者徐苹芳的古代城市探索》,《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3期。 《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黄河边的城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 城市足迹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 《二里头时代洛阳盆地环境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孟津寺河南、大阳河剖面的研究为例》,《东方考古》第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城•都城•城郭•城墙——城市考古研究札记之一》,《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 《关于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断想》,《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 《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宫室建筑与中原国家文明的形成》,《中国文物报》2012年6月22日。 《始创期的高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考古述评》,《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祀与戎:青铜中国的兴起》,《南方周末》2012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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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涛、许宏、陈国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

  作为广域王权国家都邑聚落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又有新的发现。本年度勘探面积3万平方米,基本摸清了宫城北部的遗存分布状况。发掘的5号基址为三进院落,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中院和北院内发现同期贵族墓葬。宫城东北部的巨型坑内发现二里头文化第一~四期连续堆积,其内发现祭祀遗迹(《中国文物报》11月4日)。5号基址一体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是迄今所知同类建筑中最早的,祭祀遗存的发现则为探索偃师商城国家级祭祀场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先后参与主持过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偃师商城遗址宫殿区的发掘,主持二里头遗址的钻探与发掘、洛阳盆地区域考古调查等田野工作项目。已出版专著5部,主编大型考古报告1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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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的研究是本阶段考古研究的重点之一。廉海萍等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陶范和浇勺的考察,探讨了二里头遗址所出铜器的铸造技术(《考古学报》4期)。鲁晓珂等对二里头遗址所出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进行了化学组成、烧成温度、晶相组成和显微结构实验,结果显示其胎料组成明显区别于日用陶器,不同颜色的白陶烧制气氛也不同,少量原始瓷胎料与泛灰色白陶接近,不同于其他原始瓷胎料的南方瓷石特征(《科技考古》三辑)。彭小军分析了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指出陶器生产者的年龄构成可能较为多样,当时的未成年人很可能参与到了陶器生产过程中从事辅助性工作(《南方文物》1期)。赵春燕等测定了二里头遗址出土部分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推测猪由当地饲养的可能性最大,羊和黄牛在二里头早期多来自外地,晚期则多来自本地(《考古》7期)。此外,王青对二里头绿松石镶嵌龙形器的面部纹饰进行了复原(《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四十八期),陈国梁讨论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4种小件文物(《三代考古(四)》)。

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学术成果(1989-2017)著作《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三联书店,2016年。《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016年。《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论文《二里头遗址“1号大墓”学案综理》,《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围子”的中国史——先秦城邑7000年大势扫描》,《南方文物》2017年第1-4期。《从证经补史到独步史前:考古学对“中国”诞生史的探索》,《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6年第11期。《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读书》2016年第4期。《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大都无城”的余绪——对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态分析》,《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5年。《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新中原中心论”的学术史解析》,《无限悠悠远古情——佟柱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日文版见《学術史からみる新中原中心論》,《中国考古学》第十四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14年。《“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The Erlitou Culture”, Anne P. Underhill ed.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 Wiley-Blackwell, Oxford UK, 2013.《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3期收载。《宫室建筑与中原国家文明的形成》,《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3年。日文见《宫室建築と中原国家文明の形成》,《中華文明の考古学》,同成社,2014年。《三代文明与青铜时代考古——以概念和时空流变为中心》,《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始创期的高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考古述评》,《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祀与戎:青铜中国的兴起》,《南方周末》2012年10月4日。《城•都城•城郭•城墙——城市考古研究札记之一》,《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二里头时代洛阳盆地环境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孟津寺河南、大阳河剖面的研究为例》,《东方考古》第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再论城市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8年第3期收载。《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Rethinking Erlitou: Legend, History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co-authored). Antiquity 81 .《嵩山南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管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英文见Xu Ho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the Erlitou Site and Its Periphery”.Archeaolog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Sino-Sweden Archaeology Forum, Beijing in September

二、论著部分

 

  1.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weden, 2007.《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二里头文化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考古学检讨》,《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略论二里头时代》,《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二里頭遺跡における考古学的新收穫とその初步的研究——集落形態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考古学》第4號,2004年。《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东周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论夏商西周三代城市之特质》,《三代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考察》,《考古》1999年第4期。《东周城市考古的初步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城市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26日。《日本の早期都市に関する一考察——比較文明史の視點から——》,《駒沢史学》第49號,1996年。《曲阜魯国故城をめぐる諸問題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77卷1、2号,1995年。《对山东地区商代文化的几点认识》,《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考古》1989年第4期。文集《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

 

  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城址,城内保存有大量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遗存,城墙与“外郭城”之间也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 1月28日),李德方等认为其应是“与亳为邻”的葛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河南登封南洼遗址发现3条沟状堆积和11座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以白陶最为丰富(《中原文物》6期)。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发现竖穴土坑墓28座,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大异小同,应是一支地域性文化;“夏代晚期”遗存则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大同小异,应属于夏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李维明推测河南荥阳大师姑遗址出土的一件二里头文化陶大口尊残片上的“手”形刻符可能与族属标识有关(《中国文物报》7月8日)。

学术自传:

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线装书局,2013年。

 

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用“中国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探索”来概括。主要的着眼点是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和社会复杂化。其中“三代都邑文明”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是本阶段考古研究的另一个重点。秦小丽通过陶器组合变化的分析,探讨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东部地区与周边诸地区的关系,并就该地发现的漳河系、岳石系等外来因素的流入过程以及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中的动因关系进行了分析(《考古一生》)。饭岛武次根据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所见鼎、鬲、甑、甗等陶质炊具资料,从考古学角度探讨了谷物的烹饪方法(《考古学研究(八)》)。李宏飞指出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流行以环濠作为聚落的主要防御设施,聚落内部流行窄环濠,外部流行宽环濠,这一传统与龙山时代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城址林立的局面形成了极大反差,可称之为“二里头文化设防聚落的环濠传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向桃初将南方地区所见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划分为九个区,讨论了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线、时间和方式等问题,并指出二里头文化南传对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和历史发展影响巨大(《考古》10期)。段天璟辨析了盘龙城等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指出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延续下来的“石家河文化组”遗存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该地区约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前已出现了三星堆文化因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

1984年本科毕业留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研究方向就定在先秦。先是当辅导员,同时给讲新石器考古的老师当助教,准备幻灯片、辅导学生。当助教时又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做的是山东地区的商代文化;攻读学位时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89年硕士毕业,同年领队培训班结业。第二年拿到了个人考古领队资格,提上了讲师。这期间多次带学生实习,发掘的是出有陶文的丁公城址,遗存属于新石器到商周这一段。后来因教学需要给学生上过《战国秦汉考古》课。专业领域上看都属于中国考古学的前段,这就是我在山东大学任教八年的经历,回想起来趁年轻还是干了不少事儿,挺充实的。从新石器到东汉考古的学习、发掘、教学和研究,初步奠定了日后业务发展的基础。

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1992年到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师从徐苹芳教授,专业方向是城市考古。我和徐先生商量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先生建议我继续做先秦,研究下限定在战国。这样我的学术积累就全用上了。论文涉及范围从社会初步复杂化的仰韶时代后期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课题研究的上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一直到战国,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里,要把中国城市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这么大一个主题梳理清楚。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四年之内(中间去日本研修一年,眼界进一步开阔)努力为之,论文也就做了出来。这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也就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让我对早期中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

 

  另有部分学者以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材料为基础对“夏文化”问题继续进行探索。陈旭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学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对禹都的历史纠葛进行了讨论(《考古学研究(八)》)。王震中赞同夏商文化分界在二里头三四期之交的学术观点,认为早期夏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中期夏文化为“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一期遗存,晚期夏文化为二里头二、三期遗存,并将夏文化重新定义为“夏王朝时期夏后氏(夏王族)的文化”(《华夏考古》4期)。尚友萍对王立新《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二里头夏城”内的四期偏早阶段与“二里头夏城”外的二里头四期文化总称二里头四期文化,是“晚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是进入商纪年的“夏遗民文化”,性质上已不属于二里头四期文化;二里岗下层与偃师商城早段同属早商文化,但前者出现的时间比后者略早(《文物春秋》1期)。魏继印认为可将“新砦期”前段归入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后段则是最早的“夏文化”(《考古与文物》3期)。陈隆文认为“夏族兴起于河济之间”、“禹都阳城在河南濮阳”等说法均不正确,重申夏族兴起应在伊洛流域,禹都阳城在河南登封(《殷都学刊》4期)。吕琪昌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源于良渚文化的小型陶鬶,“夏朝”应来源于良渚文化(《华夏考古》4期)。

1996年博士毕业后留考古所工作,所里把我安排在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搞的还是早期中国。我个人本想避开精兵强将成堆的夏商考古,专攻东周考古。领导从学科布局上考虑也认可了我的想法,于是我接下了同仁们视为畏途的《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的“周代墓葬”部分,准备在这个领域大干一场。东周城市是我博士论文中的重头戏,如果把墓葬再熟悉起来,这一块基本上就可以驾驭起来了。

       《玉村遗址下层遗存与二里头文化》

 

当然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安排。那时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阶段,王巍所长带队大规模发掘偃师商城宫殿区,我也受命作为“机动部队”的一员临时借调参与会战。没想到一干就是两年半的时间,五个季度。白天发掘,晚上和业余做东周墓葬的卡片。两年半下来,手写的发掘记录达数万字。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我与夏商考古,与河南偃师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从三代考古的尾端东周,跳到了三代考古的开端——二里头文化。这倒真的和在大学当教师、做博士论文一样,让我从二里头一直到战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而不是限于三代中的哪一段。

 

  与“先商文化”相关的太行山东麓也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河北临城补要村南区发现较丰富的“先商文化”遗存,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填补了冀中南地区漳河与滹沱河之间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缺环(《考古》3期)。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的“夏时期”遗存表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唐县南放水》,文物出版社;《考古》4期),发掘者指出南放水遗址的“夏时期”遗存受到了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晋中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岳石文化的影响,其主体仍应属“先商文化”(《考古》4期)。河北武安崔炉遗址、河北衡水武邑大谷口也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王立新等由分析郑洛地区洛达庙三期遗存、南关外期遗存、郑州化工三厂遗存、二里头四期偏晚遗存和偃师商城第一期第1段遗存等过渡性遗存以及湖北黄陂盘龙城一期1段遗存文化因素的构成与主体因素来源,讨论了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路线及其相关社会背景(《考古学研究(八)》)。

我是学城市考古的,研究的是聚落形态,而学界争议了数十年的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并不清楚。接手二里头遗址就给了我一个理想的“解剖麻雀”的平台。于是二里头有了准确的现存范围和面积,有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的发现、最早的宫城的发现、最早的带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群的发现、最早的多重院落大型基址的发现、最早的围垣作坊区的发现、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的发现、最早的车辙的发现等等。与此同时,我们又对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中东部做了大范围的区域系统调查,大致摸清了这一区域先秦时期数千年人地关系、聚落形态的演变脉络。

       《试谈郑州市及郊区二里头文化分期特征》

 

总体来说,我的研究领域可以分成这么几大块: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市研究,文明、礼制与国家形成,以及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一个学者的研究要有点有面,既深且博。作为一个出身于田野的考古学者,田野是立身之本,我个人的这一个“点”就是二里头遗址,从这里钻进去,力争吃透,进而“感知早期中国”。“面”则是与其相关的城市、文明、礼制、国家,衍生出的副产品就是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坦率地讲我几乎没有系统地读过纯理论的书,这些思考都是出自于田野的实践,一边发掘,一边思考。不甘沦为发掘匠,不敢成为思想家,起码要是个思考者吧。

 

  二里头文化以外,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夏时期”遗存与大城墩类型面貌相似,并与斗鸡台类型、二里头文化和点将台文化有一定的联系(《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陈钰指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后向中原地区和闽浙地区传播(《南方文物》4期)。彭鹏尝试使用随葬品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内蒙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墓葬等级进行了探讨(《边疆考古研究》10辑)。段天璟着重讨论了朱开沟遗址早于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遗存的分期和相关年代等问题(《边疆考古研究》10辑)。

知道自己天分并不高,于是崇尚的人生信条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

       《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初议》

 

代表作阅读

 

  二、商代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

       《郑州97:ZSC8IIT166M6试谈》

 

《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

 

  关于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2007~2008年的勘探发掘表明,西城墙中段的东折向东错开了一个城墙的宽度;西城墙北段发现了西三城门,其所在位置的城墙呈凹字形,整体形制类似后世的瓮城;西一城门外找到了商代早期的桥梁遗迹以及为宫城池苑提供水源的南北向古河道(《考古学报》3期)。谷飞在此基础上对偃师商城西一城门外护城壕内桥涵设施作了复原(《三代考古(四)》)。曹慧奇通过偃师商城宫城出土深腹罐的器形特征和器物上残留的痕迹对其功用进行了探索(《三代考古(四)》)。李维明重申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上应有以往被忽略的“乇”(亳)字(《考古学研究(八)》)。郑杰祥对郑州商城瓮棺葬死者的身份进行了探析,认为M151应是一位商族“国人”的墓葬(《考古学研究(八)》)。方辉通过考察郑州及周边地区二里岗期中型墓的特征及其分布,探讨了商王朝早期对周边地区的扩展及经营策略,进而对形成期的早商文化和商代早期国家的性质展开了讨论(《考古一生》)。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关于夏商分界以及“郑亳说”的学术争论仍在继续。殷玮璋对邹衡否定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创建郑亳说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批评(《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刘绪则就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亳等学术问题做出了回应(《考古学研究(八)》)。杨育彬重申郑州商城为隞都的旧说(《中原文物》2期),李维明对其进行商榷,指出其论据与论证方法多有可商之处(《中原文物》4期)。此外,张立东对偃师商城名“汤”说进行了补充考证(《考古学研究(八)》)。

魏继印:《玉柄形器功能新识》,《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安阳依旧是商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发掘报告《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报道了2004~2008年徐家桥村西和村南、老六庄东南、郭家庄东南等地的多项考古发掘成果。2010年安阳刘家庄北地宜家苑小区发现房址6座、灰坑8座、道路1条、墓葬69座(《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8年,安阳举办了“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暨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两周年学术纪念会”,前引《殷墟与商文化》论文集收录该次会议提交的考古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研究论文近40篇,其中范毓周就殷墟王陵的年代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杜金鹏对殷墟宫庙区乙十一组基址进行了深入研究,郑振香回顾了安阳殷墟围沟的发现及其意义,谷飞提出了关于殷墟宫庙区研究的若干思考,荆志淳等就商代用玉的物质性展开了讨论,岳洪彬等探索了商代的计量基元问题,内田纯子就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断代及其制作地等问题展开讨论,孟宪武等对安阳殷墟边缘区域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述,张庆久概述了腰坑墓葬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刘源对殷墟“虎首人身”石雕像和“彊良”进行了讨论,郭妍利等从青铜兵器视角考察了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在早期文明中的地位,铃木舞对小屯东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做了再探讨,孔德铭对殷墟墓葬中青铜生产工具组合进行了初步研究,张国硕讨论了商文化的阶段划分,江雨德对商代晚期的礼制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刘俊男:《石家河文化的北渐及其对豫中西地区的影响》,《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何毓灵等回顾了洹北商城发现与发掘以来十年间的研究情况,梳理了洹北商城的城址布局,重申洹北商城应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岳洪彬等探讨了洹北商城与殷墟的关系、洹北商城的城墙、殷墟的道路网络、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布局以及殷墟的动态发展模式等殷墟布局研究中的问题(《三代考古(四)》),还对殷墟王陵区出土铜弹形器的功能展开了讨论,认为有可能是盛色器皿(《三代考古(四)》)。何毓灵探讨了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生产管理方法,认为当时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王室和家族两种模式(《三代考古(四)》)。岳占伟等就殷墟出土叉形器的功能展开讨论,认为其应是弓末端的弭(《三代考古(四)》)。张敏通过对殷墟王陵区大墓之上晚期遗迹的系统梳理,重新论证了早期盗掘坑的形成年代,并为“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末阶段的部分遗存,尽管文化属性仍可归于商文化,但其年代应已进入西周初年”的观点补充了相关证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路国权在判断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废弃水井2000AGH31的绝对年代的基础上,就相关陶范所反映的铜器年代和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下限展开了讨论(《考古》8期)。刘克甫认为殷墟四期晚段的墓葬M1713和后冈圆葬坑HGH10年代当属成王时期,而绝不可能早到武王克殷以前(《考古》11期)。汤威讨论了薛家庄殷墓的墓主、出土铜器的年代、族属性质等问题(《中原文物》3期),还通过对荥阳小胡村和安阳薛家庄两地舌族铜器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殷商舌族的族属性质、封地、流徙以及族间关系等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韩金秋对大司空村墓葬2005AGM3出土青铜短剑的年代、用途、影响、使用者和来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其反映了商代晚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流(《河北省考古文集(四)》)。

刘绪:《夏末商初都邑分析之一——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存比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五十六期,2013年。又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9期。

 

 

  近年来科技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增多,本年度关于殷墟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李清临采用X射线荧光、热膨胀等分析手段对比了殷墟出土的陶水管与普通陶器的制作工艺,结果显示陶水管具有明显不同于普通陶器的化学组成、更高的烧成温度和更好的物理性能(《江汉考古》2期)。吉姆·海耶斯通过对殷墟出土人类头盖骨的研究,认为早在殷商时期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欧洲人的来往(《中原文物》3期)。李志鹏等对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再探讨(《三代考古(四)》)。李志鹏还对商代墓葬殉葬狗牲的现象展开了历时性梳理及量化统计,分析了商墓中随葬狗牲制度的起源及动因,探讨了殉狗与墓葬的社会等级关系等问题(《南方文物》2期),讨论了殷墟孝民屯出土家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宰杀模式、畜产品开发与晚商城市的肉食供应等问题(《江汉考古》4期)。

袁广阔:《古河济地区与早期国家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中心都邑以外的商代考古也有较为丰富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二里岗文化城址,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废弃于白家庄期,东墙南部的城门呈“凹”字形,城内发现大型回廊式建筑,城外至外郭城之间也分布有大量二里岗文化遗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陕西商洛东龙山、湖北郧县店子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存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基本相同(《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考古》5期)。《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1984年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了该遗址龙山、岳石和商文化遗存的材料,其中商文化遗存自二里岗上层延续至殷墟时期(《考古学研究(八)》)。河北武安崔炉遗址发现晚于白家庄期而早于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遗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临城补要村北区发现的中、晚商遗存十分丰富,相当于洹北商城阶段至殷墟四期,进一步完善了冀中地区中、晚商时期考古学的编年体系(《考古》3期)。河北永年邓底遗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中原文物》5期)发现殷墟文化遗存,为研究殷墟文化的分布和内涵提供了新材料。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的商代遗存表现出浓厚的中原风格,与长江中游地区同类遗存也有一定的联系(《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盛伟将盘龙城废弃的年代下限推定在中商三期,并探讨了盘龙城的废弃与周边地区文化面貌变化之间的关系(《江汉考古》3期)。张昌平指出,大辛庄M139出土的多数青铜器年代属于殷墟文化时期,同时又具有若干较早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特征,说明该墓所出青铜器属于商文化系统内本地独立生产的青铜器(《江汉考古》1期)。宋艳波等分析了鲁北地区殷墟时期动物遗存种类构成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功能聚落及同一区域不同等级聚落的呈现,以及这些聚落内居民的肉食消费模式,并从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角度探讨了相关问题(《海岱考古》4辑)。

吕琪昌:《卞家山出土漆觚的启示》,《华夏考古》2013年第3期。

 

 

  墓葬研究是商代考古的传统研究课题。郜向平的《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系统梳理了商系墓葬材料,考察了墓地、墓葬的形制结构与方向、葬具与葬式、墓内殉祭遗存、器用制度等问题,进而探讨了商系墓葬所反映的商代社会变迁和商系墓葬的地域差异等相关问题,是首部系统全面研究商系墓葬的专著。他又对小屯M5进行了再讨论,认为该墓可能附属于周邻的以房址F7为代表的建筑群,虽具备殷墟墓葬的一般特征,却有可能兼有献祭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张明东讨论了商周俯身葬及其相关问题,指出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种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时期却急剧减少,且分布地域较为集中,墓主身份亦较低,应是王朝更替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翟胜利对商代毁物葬俗展开了讨论,指出商代墓葬中有意毁坏随葬物品的现象应是殷商时期非商部族的一种葬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

赵东升:《论鄂豫陕间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及势力变迁》,《中原文物》2013年第5期。

 

 

  宏观研究层面,曹斌从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变化探讨了商王朝的南土,指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突破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线,推进至江西樟树附近,西南方推进至商洛东龙山、东南方至盐城龙岗,殷墟二至四期阶段荥阳小胡村和正阳傅寨两处族墓地填补了安阳至罗山一线晚商文化发现的空白,此外还总结出南方地区商周分界的三项标准(《中原文物》4期)。韦心滢通过分析山西灵石旌介商墓及周边同时期的文化形态,提出灵石旌介商墓主人的身份应为商人子姓贵族,商后期商王国西部边域已扩张至今山西吕梁山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杨育彬:《嵩山地区与夏文化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商文化以外,浙江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调查共发现30多处窑址,发掘的南山窑址是一处商代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产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考古》7期)。孙华从三星堆出土的爬龙铜柱首的尺寸、形态和装饰特征入手,对其进行复原,进而推断其应是一种有龙、虎等动物装饰的权杖(《文物》7期)。宋治民认为广汉月亮湾遗址二期文化是从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阶段的文化,并讨论了十二桥文化尖底器和蜀文化对外交往的通道问题(《南方民族考古》七辑)。于孟洲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入手,讨论了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变迁问题(《南方民族考古》七辑)。何锟宇通过对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类型和渝东类型典型遗址所出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最小个体数和肉量估算的统计来考察其生业方式,结果显示前者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而后者则以狩猎为主(《考古》2期)。

许宏:《宫室建筑与中原国家文明的形成》,《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三、西周时代

彭小军:《陶爵的制作与生产——以二里头遗址出土资料为例》,《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是本年度西周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中国文物报》10月12日),其中M65为曾侯谏墓(《江汉考古》3期),已经发表材料的还有M1、M2和M27等高规格墓葬(《文物》11期)。李学勤、李伯谦、朱凤瀚、刘绪等学者对墓葬年代、墓地性质与文化属性、出土器物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文物》11期)。

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文化的占卜制度初探——一二里头遗址近年出土卜骨为例》,《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08~2010年,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取得重大考古收获,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城内发现1座“祭坛”和2座甲字形墓,贵族墓葬中发现有“齐公”铭文,为早期齐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考古》2期)。李学勤、刘庆柱、李伯谦、李零、朱凤瀚等学者就陈庄遗址发掘成果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考古》2期)。《海岱考古》4辑也收录了多位学者关于陈庄遗址新发现的多篇研究成果。

张海、陈建立:《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陕西扶风庄李村西铸铜作坊2003~2004年发掘收获(《考古学报》2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伯家族墓地的发现(《考古》7期),中美归城考古队对山东龙口归城遗址的系统调查(《考古》3期),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与青铜冶铸有关遗存的发现(《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都是周代考古的重要成果。此外,河南洛阳北窑发现一座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的西周车马坑(《文物》8期),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发现西周时期灰坑21座、陶窑1座和祭祀坑1座(《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发现西周中晚期遗存(《唐县南放水》;《考古》4期),四川酉阳邹家坝遗址(《酉阳邹家坝》,科学出版社)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存。位于湖北武汉盘龙城近旁的磨元城城址的始建年代,可能早至西周时期(《文物》11期)。

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

 

 

  丰镐、洛邑和周原等西周都邑研究仍是本年度西周考古研究的重点。徐良高从“殷材周用”的视角推测周原凤雏甲骨的主人是归降周人的商朝高级贵族家庭,在周王室担任高级史官类职务,同时又保持着对自己祖先的祭祀(《殷墟与商文化》)。付仲杨通过丰镐、周原和洛邑三个都城遗址的材料对西周时期车马埋葬制度进行了讨论(《三代考古(四)》)。

郭宏涛:《浅谈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2013年。

 

 

  晋文化也是西周考古的传统研究热点。李伯谦探讨了僰马盘铭文与晋侯墓地排序问题(《考古学研究(八)》)。孙华对晋侯邦父组墓所出铜器铭文反映的人物关系、墓葬形制及其墓主、饰棺及随葬器物问题等展开了讨论(《考古学研究(八)》)。孙庆伟讨论了尧公簋与叔虞居“鄂”、晋侯尊与燮父都“向”以及向、曲沃、绛、翼关系等与早期晋都相关的问题(《考古学研究(八)》)。田建文则就晋侯墓地M113:135所出青铜绳纹双耳罐展开了讨论,认为其可能属早期遗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四十九期)。

张俊娜、夏正楷:《粟作农业在华夏文明形成中的意义》,《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

 

 

  数位学者围绕土墩墓发表了见解。杨楠就浙江海宁夹山土墩遗存的发掘及若干问题展开了说明和讨论(《考古学研究(八)》)。黄建秋认为土墩墓内挖有土坑的源头可上溯至崧泽文化,韩国马韩坟丘墓可能源自与其时代相当的汉代土墩墓,此外还考察了吴越土墩墓的一些葬俗(《东南文化》3期)。林留根根据土墩墓的形制和营建过程,结合古文献和民族学材料,对土墩墓相关建筑遗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研究(《东南文化》3期)。

胡可佳、凌勇:《早期冶金与中华文明探源》,《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

 

 

  早期楚文化亦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之一。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的周代遗存与关中地区同时期文化差异甚大,若宏观来看,丹淅流域的西周时期文化应当与早期楚文化具有较密切的联系(《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尹弘兵认为江汉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以鼎式鬲为代表,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汉水东北地区出现柱足鬲遗存;西周中晚期时早期楚文化正式形成,重心在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与楚国无关,西周时期的楚国也只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江汉考古》3期)。胡刚就早期楚国与楚族、早期楚都、楚式鬲及早期楚文化面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思考,对今后早期楚文化探索的思路与方法提出了若干建议(《江汉考古》3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2010)》亦收录了数篇关于三峡考古的研究论文,其中张昌平对三峡地区的早期楚文化展开了回顾和再讨论,黄凤春分析了秭归庙坪及巫山双堰塘陶鬲的年代和文化属性,王然等探讨了鄂西南地区西周“鬲”类遗存与楚文化的关系。

黄可佳:《贡纳与贸易——早期国家的玉石器生产与流通问题初探》,《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

 

 

  此外,张天恩结合最新考古材料对周代的荒帷、池及振容等棺饰和铜翣展开了探讨(《考古学研究(八)》)。印群通过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和周人墓随葬车马坑的对比,探讨了商周两种文化因素的演变与融合(《三代考古(四)》),他还将琉璃河商周居址所出陶器与墓葬陶器分期进行了对比(《殷墟与商文化》)。韩建业认为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女性墓M2当属商遗民性质的燕国墓葬,墓主人可能为燕国女将军,随葬的少量北方系兵器可能是战利品(《中原文物》4期)。田畑润从随葬品摆放位置分析了弓鱼国墓地西周墓葬葬制的时代变化,并对其背后原因加以考察和解释(《三代考古(四)》)。

李维明:《郑州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五段一组地层单位文化性质分检》,《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

 

 

  四、东周时代

宫本一夫:《夏商交替期的青铜器生产与商文化的形成》,《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黄河流域 包括周、三晋所在的中原腹地,秦文化所在的陕甘地区以及齐鲁诸国所在的山东及左近地区等。

刘煜:《技术选择和技术风格的形成:以鼎为例考察二里头时期到晚商青铜器的技术演进》,《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作为首都,东周洛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报道了1959、1960年的两次重要考古发掘。洛阳木材公司家属楼基建工地发掘春秋墓C1M3529(《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西工区发掘春秋墓M8781(《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体育场路发掘春秋车坑和马坑各1座(《文物》5期)。徐昭峰认为东周王城不仅存在内城外郭,晚期又于郭城之外的西南部形成一座小城,从而形成内城外郭和小城与大城南北并立的复杂形制(《考古》5期)。潘付生等认为东周时期的四代西周君王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葬于洛阳东周王城内,陵墓自成一区(《中原文物》6期)。

 

2014年

  邯郸赵王城城垣建筑的考古工作收获颇丰,城垣墙体表面加固的布纹及夯窝痕迹,城垣内侧台阶式结构、散水及铺瓦与排水槽设施,城垣外侧远近两重城壕系统等都是其鲜明特征(《中国文物报》3月25日)。段宏振论述了赵文化发生与孕育、初步形成、正式形成和独特性等问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雷建红论述了赵王陵2号陵的考古收获及其相关认识(《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石磊就中山王族墓三号墓出土的六博局石雕板与古代之博戏展开了探讨(《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永年邓底遗址发现战国时期遗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内丘张夺墓地发掘东周200座墓葬(《内丘张夺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河南新乡老道井墓地发掘了战国两汉至宋代151座墓葬(《新乡老道井墓地》,科学出版社)。徐团辉对战国时期韩国三大都城宜阳、阳翟和新郑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原文物》1期)。

 

 

一、资料部分

  秦文化也是东周时代黄河流域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咸阳“周王陵”的考古调查和勘探,结合陵园形制、布局特点及出土遗物分析,研究者认为其时代为战国晚期,可能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考古与文物》1期)。2005~2006年对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出土遗物的绝大部分是瓦当(《考古与文物》4期)。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和秦安王家洼发现西戎贵族墓葬(《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李峰将礼县大堡子山所出秦公铜器分为两组,讨论了金文中字形和文辞的特殊配合关系和两组铜器在器型方面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墓主人为庄公和襄公,大堡子山发现的祭祀遗址应是晚期埋葬遗迹的组成部分(《文物》5期)。凌雪等分析了陕西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人骨的化学元素,结果表明该地秦先民的食谱结构主要是以植物类食物为主,肉类为辅,经济模式可能以种植黍、粟等旱地作物为主,并辅以畜牧《西部考古》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山东枣庄东江村发掘了6座东周时期小邾国贵族墓(《海岱考古》4辑),学界围绕这批材料展开了热烈讨论。尹秀娇等概述了小邾国贵族墓的发现与研究进展(《海岱考古》4辑),王琦等综述了小邾国墓葬所出铜器铭文(《海岱考古》4辑),石敬东等对小邾国都城、疆域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海岱考古》4辑),闫志通过小邾国墓地所出文物探讨了小邾国的有关历史事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此外,山东枣庄二疏城遗址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遗存(《海岱考古》4辑),山东郯城大埠二村发现东周居址和墓葬(《海岱考古》4辑),山东章丘杲家村抢救发掘了1座战国墓(《海岱考古》4辑)。罗勋章讨论了齐长城的走向、地形选择及筑造、缘起和修筑,防及相关诸地的地望问题(《海岱考古》4辑)。毕经纬以山东地区的东周墓为例,探讨了边缘墓葬的族属和国别问题(《考古与文物》4期)。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登封南洼——2004-2006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

  北方地区 大体包括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及内蒙古长城一线等地区。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荥阳娘娘寨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平洋墓葬》报道了黑龙江泰来砖厂和战斗两个墓地的考古发掘收获(文物出版社),潘玲以北方系青铜器等金属器物组合变化线索为主要依据,结合陶器和葬俗等方面的变化对平洋墓地进行了分期研究(《边疆考古研究》10辑)。辽宁新民偏堡子遗址2010年的发掘材料显示出该遗址青铜时代的遗存具有高台山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的因素,同时又有较强的地域性(《考古》10期)。北京延庆发现东周时期聚落遗址,为探究该地区文化的族属与南北文化间交流提供了材料(《中国文物报》7月15日)。滕铭予等通过东周时期三晋地区所见北方文化因素探讨了该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以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10辑)。陈畅通过毛庆沟墓地的葬俗和随葬品的特征组合和时空分布规律探讨了该墓地布局和结构(《边疆考古研究》10辑)。张礼艳从性别研究视角对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10辑)。

 

 

郭智勇:《岚县荆峪堡遗址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5期。

  南方地区 包括楚文化、吴越文化及百越文化分布的东南地区以及巴蜀文化、滇文化分布的西南地区。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绛河流域史前文化考古调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7期。

  楚文化在东周时代南方地区的考古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最引人瞩目的是2008年荆州博物馆发掘的熊家冢墓地的6座马坑、3座小车马坑和1座大车马坑的大部分,车马坑的年代约为战国中期(《文物》2期)。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发现楚文化灰坑、水井、墓葬、陶窑和祭祀坑(《2010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江苏淮安运河村发掘了1座战国贵族墓(《淮安运河村战国墓》,文物出版社)。河南南阳发掘了春秋楚彭射墓(《文物》3期)。此外,河南南阳丰泰墓地(《南阳丰泰墓地》,科学出版社)、淅川刘家沟口墓地(《淅川刘家沟口墓地》,科学出版社)、淅川东沟长岭墓地(《淅川东沟长岭楚汉墓》,科学出版社)、镇平程庄墓地(《南阳镇平程庄墓地》,科学出版社)和湖北襄阳古邓城遗址一带墓地(《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均系东周楚系墓葬。对豫南地区楚长城资源的调查与发掘也取得了突破,初步断定了楚长城墙体的年代并掌握了楚长城的分布路线(《中国文物报》9月30日)。

 

 

张小虎:《河南尉氏新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19日。

  王红星通过梳理近年来新见材料对楚郢都提出了几点新的“假说”(《江汉考古》3期)。《楚文化研究论集(九集)》集中收录了多篇关于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刘彬徽探讨了楚鄂地和楚都丹阳的地望,杨华就三峡地区东周时期的城址展开了讨论,尹俊敏讨论了古吕国的地望问题,傅玥等通过湖北随州羊子山M4青铜器群考察了西周鄂国的地望,阚绪杭介绍了安徽舒城、凤阳和蚌埠发现的春秋钟离国墓葬,徐少华分析了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刘志升对湖北孝感的东周墓葬进行了讨论,张方涛考察了春秋叶邑周围分布的墓葬,王先福分析了湖北襄樊秦墓中的楚文化因素,乔保同就河南南阳八一路楚申县贵族墓地的埋葬制度展开了讨论,郭胜斌等论述了湖南岳阳楚文化考古,李全立等初步研究了河南周口地区发现的楚国文化遗存,王蔚波概述了河南出土的楚国青铜兵器,任义玲探析了河南南阳两周墓出土的楚系玉璧及相关问题,黄莹讨论了楚式镇墓兽的形制和内涵,院文清分析了楚文物中的怪异神兽造型。

 

 

鲍颖建:《郑州市中原区常庄夏商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本年度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以江苏苏州为重心。2010年的发掘表明,苏州木渎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为探索吴国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7期)。徐良高在此基础上对吴文化考古的主要成果进行了评述(《三代考古(四)》)。唐锦琼对苏州城内东周遗存的时代进行了分析研究(《三代考古(四)》)。孙明利等以苏州鸡笼山D1石室土墩的发掘为例讨论了石室土墩的多次利用问题(《三代考古(四)》)。

 

 

高赞岭:《郑州市航空港去银河办事处夏商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浙江德清亭子桥战国时期原始瓷窑是一处战国早期为越国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和丧葬用瓷的窑场(《德清亭子桥》,文物出版社)。陈元甫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新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越国贵族墓随葬仿铜的原始瓷或硬陶礼乐器的葬俗应是该民族传统葬俗的继承与发展(《文物》4期)。张爱冰等阐述了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中国文物报》3月4日)。2009年,江西萍乡博物馆对田中古城进行系统勘探;唐际根等指出田中古城的族属应与“百越”有关,该城衰落的原因很可能是楚国南侵(《考古》2期)。刘中伟认为西江流域东周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兵器和工具的组合及摆放位置、本地化的铸造技术、器物群的多种文化因素组合三个方面,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应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南越”等土著民族(《中原文物》5期)。

 

 

黄富成:《郑州市新兴置业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夏商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发现商周至汉初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属于巴文化(《南方民族考古》七辑)。江章华探讨了岷江上游石棺墓出土青铜乐器及随葬品的变化所反映出的社会与观念的变化(《南方民族考古》七辑)。

 

 

杨树刚、曾晓敏:《郑州市商城黄委会幼儿园二里头文化及商代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2008~2009年对云南澄江金莲山墓地进行发掘,石寨山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年代为战国至东汉初期,人骨保存完整,葬式复杂,随葬品以铜器为主(《考古》1期)。蒋志龙等探讨了金莲山墓地的葬式与葬俗、布局与等级及与其他相关墓葬的关系(《考古》1期),并对金莲山墓地部分墓葬的人骨葬式特点提出了初步看法(《边疆考古研究》10辑)。此外,吴敬从滇文化塑牛青铜器讨论了滇国社会的发展与演进(《边疆考古研究》10辑),张合荣通过滇东黔西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对夜郎的地理位置展开了讨论(《南方民族考古》七辑)。

 

 

《郑州市龙湖调蓄工程二里头文化及唐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五、区域及专题研究

 

 

张小虎:《西平县上坡二里头文化及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区域调查与研究 对特定区域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有助于更为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演进过程。本年度的区域调查与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张昌平:《玫茵堂收藏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浊漳河流域2010年夏季考古调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踏遍宝鸡寻遗珍:宝鸡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纪实》(科学出版社)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出版社)为研究上述区域的社会演进提供了重要材料。

 

 

 

  《邢台商周遗址》(文物出版社)通过对东先贤、南小汪、古鲁营以及曹演庄、葛庄等遗址分期结果的纵横排比、通联,构建起了邢台地区从先商至战国商周文化的分期框架,归纳了当地先商文化、商文化、西周邢文化、东周赵文化的特征,在梳理当地商周文化分布格局和聚落演进历程基础上,明确了七里河流域应是商周邢都所在地,进而重点探讨了商中期“祖乙迁邢”的邢都、商晚期邢侯封地之所在及西周邢都等问题。

二、论著部分

 

 

  韩建业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人地关系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北京先秦考古》,文物出版社)。徐海峰对滦河中下游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初步梳理,指出特殊地理区位造就了多重结构的文化格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常怀颖对晋中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物质文化现象的差异进行讨论,并指出该地二里头文化时期与商时期的政治统治形态可能有所不同(《三代考古(四)》)。王立新讨论了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边疆考古研究》10辑)。赵宾福探讨了辽西地区汉以前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及文化的纵横关系(《边疆考古研究》10辑)。杨勇的《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将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分为了9个区域,并对各个区域进行了具体论述。杨杰的《岭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系统考察了岭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马幸辛的《川东北考古与巴文化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巴文化的起源、巴文化的多元发展、巴蜀青铜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段渝根据渝东长江干流的考古发现,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该地区青铜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考古与文物》5期)。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青铜器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完成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子课题“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之“冶金术研究”专题,公布了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科技考古》三辑)。

段天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陈建立等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收录了“指南针计划”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研究成果,分别从青铜器上装饰艺术与铸造工艺、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两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和商周青铜器研究方法等四个专题对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常怀颖通过铸铜工业操作链方式对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北铸铜废弃物的共存组合、埋藏环境以及废弃物所反映的操作空间进行了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1期)。铃木舞通过东京大学文学部陈列室收藏的两件二里岗时期青铜爵器表留下的范线尝试复原了这两件爵的合范方式,并对基于器物类型与基于合范方式确定的年代的差异展开了讨论(《三代考古(四)》)。赵春燕将殷墟和三星堆所出青铜器的化学组成进行比较后指出,殷墟青铜容器中大多数器物的铅锡比高于三星堆的青铜容器,两者合金整体的用锡量高于用铅量。殷墟青铜容器锌、铁含量较高,或许说明两地的矿料来源不同(《三代考古(四)》)。张昌平通过对湖北随州羊子山M4出土的20件西周青铜器的讨论指出墓主应为一代鄂侯,这些铜器应是噩国独立生产的(《文物》11期)。孙华在对城洋铜器埋藏时间、埋藏空间、埋藏种类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城洋铜器埋藏的历史背景(《四川文物》3期)。

杨育彬:《偃师二里头与偃师商城——夏商考古中不朽的双子星座》

 

 

  彭裕商的《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华书局)选取了春秋时期最为常见的鼎、鬲、簋等十余种青铜器作了详细的型式划分和年代判定,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分区分期整理,梳理出了各个时期器物组合的基本情况和器形演变的大致脉络。

宋豫秦、张颖:《论偃师夏商都邑乃中国文明演进的原动力》

 

 

  彭适凡的《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集中收录了作者关于南方青铜器的19篇学术论文,内容包括研究综述、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的研究、青铜器形态特征及其共存器物分析以及断代方法等。作者还通过比较,将南方特色的铜器与源自中原文化因素的铜器区分开来,深入理解土著铜器的特点及其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南方青铜器在中国先秦铜器系统中的位置。

徐昭峰、曹蕊:《考古学与夏文化探索》

 

 

  李刚的《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以文化因素分析与文化因素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中的武器、工具、驭马器、生活用器作了分类研究,探讨了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中存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并兼及来自西亚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孙庆伟:《考古学的春天: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学术史解读》

 

 

  贾腊江的《秦早期青铜器科技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选取甘肃礼县,陕西陇县、宝鸡、凤翔地区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其金相结构进行观察,测定其中的主量元素、微量元素、铅同位素组成以及物相结构,探讨了秦早期青铜器的材质、制作技术、锈蚀情况及矿料来源,早期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途径。

西江清高:《二里头文化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模式》

 

 

  李晓岑等的《古滇国金属技术研究》(科学出版社)以古滇地区主要墓葬出土的金属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光学显微镜金相检测、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对上百件铜器、铁器和金银器进行了科学检测和分析,并对铸器实物进行了铸造工艺的考察,揭示了古滇地区金属技术的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

久保田慎二:《陶寺与二里头铜铃的出现背景——由对新石器时代陶铃的分析入手》

 

 

  井中伟的《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在建立起中原地区青铜戈·戟的分期与编年序列的基础上,分区分期考察了中原地区以外的同类器,构建了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并从形制、自铭内容与文献记载三方面,较为深入地解析了青铜戈·戟与先秦军队编制、配属以及战争组织方式的内在联系,此外还对青铜戈·戟的其他部件以及合金成分进行了综合考察,并探讨了这两种重要兵器的产生与消亡原因。

宫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铜铃的来源与发展》

 

 

  王彤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北方出土商周时期铜胄进行了型式划分,判断各式铜胄的年代,还依据铜胄的出土地点划分出中原和长城地带两个区域,从纵横两方面对铜胄进行全面分析,还探讨了北方式铜胄和欧亚草原腹地铜胄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代丽鹃提出了四川盆地出土铜“钺”作为农具使用的可能性(《南方民族考古》七辑)。

苏荣誉:《二里头文化与中国早期青铜器生产的国家性初探——兼论泥范块范法铸造青铜器的有关问题》

 

 

  玉器研究 《玉根国脉(1):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收录了关于商代玉虎、晋侯墓地和鸿山越墓所出玉器的研究论文。杨岐黄对陕西夏商时期考古发现的玉石器的分类、发现地域、加工、玉料等方面做了尝试性分析(《西部考古》五辑)。代丽鹃对早期玉剑具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玉与兵器的结合自西周晚期始,春秋时期产生了用于装饰剑柄和剑鞘的玉质剑具;早期玉剑具受到草原民族的影响,又有不同程度华夏化的趋势(《文物》4期)。张伟通过大量西周玉礼器实物资料探讨了《周礼》中六瑞六器说的可信性(《西部考古》五辑)。石荣传等根据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和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分析总结了该时期的葬玉制度(《中原文物》5期)。

饭岛武次:《二里头类型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

 

 

  董俊卿等综合利用多种无损分析方法分析了河南出土新石器时代至东周90余件玉器的材质(《华夏考古》3期)。魏国锋等采用X射线衍射和荧光分析技术对九连墩楚墓出土的碧玉、石磬和镶嵌物进行了物相分析和成分分析;对镶嵌物的分析表明当时可能采用的是红铜镶嵌技术(《江汉考古》3期)。朱勤文等对曾侯乙墓出土的126件古玉器进行观察,辅以部分样品的宝石学参数测试和物理谱学测试,将这批玉器区分为主要是透闪石质和阳起石质的软玉,和主要是粉砂岩质的石质矿料(《江汉考古》3期)。

金沙城娱乐中心手机版,李德方:《葛墟补议》

 

 

  盐业考古 燕生东等报道了渤海南岸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资料,重点介绍了盐业遗址群分布规模、堆积特点、年代、出土制盐用具及其所反映的制盐工艺流程和生产性质,并探讨了该地区东周时期盐业遗存资料与相关文献所记载齐国盐业生产情况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崔剑锋以山东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为例,就制盐遗址性质判定的最重要化学证据、制盐工艺的判断和遗迹单位的功能判断等问题展开了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1期)。

袁广阔:《二里头文化与辉卫文化的关系》

 

 

  车马研究 赵海洲的《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科学出版社)对目前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有关车马埋葬的遗迹、遗物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文献资料,利用类型学等方法进行型式分析,考察了该时期内车马遗迹的埋葬方式、马车结构以及车马器具的演变规律,并对车马祭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岳洪彬等针对考古发现的马车轨距普遍较宽而发现的车辙痕迹相对较窄的情况展开了讨论(《三代考古(四)》)。

常怀颖:《夏商之际中原腹地北邻地区的文化演进》

 

 

  其他专题研究 黄川田修以制法及相关问题为中心回顾了东亚的陶鬲研究历程并提示了若干启示(《三代考古(四)》)。石永士对先秦货币中的空首布定名、平首布定名、“类”字的使用、仿铸与盗铸、铸币权与铸造地以及圜钱与圆钱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科学出版社)。林树旺对战国时代琉璃器物的制作使用及其在当时日常生活、文化礼仪中所具有的代表意义进行了分析(《战国琉璃巡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赵明星指出仿木构建筑起源于汉代晚期,但在战国至西汉前、中期的墓葬中即已出现仿木构的因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许宏、李宏飞:《夏商周时期考古》,《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10月)

 

 

杨育彬:《一位老考古人心目中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纪念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

 

许宏:《“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

 

戴向明:《陶寺、石峁与二里头——中原及北方早期国家的形成》

 

[日]大贯静夫:《二里头遗址的出现》

 

徐昭峰、曹蕊、赵美涵:《试谈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

 

陈国梁:《略论二里头遗址的围垣作坊区》

 

袁广阔、朱光华:《关于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几点认识》

 

张昌平:《也论二里头青铜器的生产技术》

 

高江涛:《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鼎及相关问题探讨》

 

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

 

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

 

朱乃诚:《牙璋研究与夏史史迹探索》

 

夏正楷、张俊娜、张小虎:《伊洛河水系变迁和二里头都邑的出现》

 

赵春燕、赵海涛、陈国梁、许宏:《二里头遗址土壤中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初步研究》

 

王树芝、赵海涛、陈国梁、许宏、赵志军、齐乌云:《二里头遗址V区出土木炭的分析与研究》

 

李志鹏、司艺、杨杰:《从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看二里头文化的畜牧业经济》

 

叶晓红:《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的工艺技术分析》

 

张渭莲:《夏代时期的太行山东麓地区》

 

常怀颖:《夏时期太行山西麓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

 

彭小军:《丹江流域二里头时代遗存试析》

 

吴文婉、张继华、靳桂云:《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到汉代聚落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鲍颖建:《试论娘娘寨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袁广阔:《早期夏文化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2014年。

 

李锋:《夏商分界及汤亳问题研究现状、困境与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2014年。

 

张国硕:《论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延续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2014年。

 

叶晓红:《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的工艺技术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2014年。

 

马今洪:《上海博物馆藏二里头文化束腰爵新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

 

徐昭峰:《试论郑州地区的筒腹鬲》,《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

 

王子孟:《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基于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分析》,《华夏考古》2014年第3期。

 

蔡杰:《二里头文化铜铃的类型与铸造分析》,《中原文物》2014年第4期。

 

戴向明:《中原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段天璟:《“新砦期”遗存的性质及相关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钱益汇、陈国梁、赵海涛、许宏、刘莉:《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石料来源与资源选择策略——基于二里头遗址的石料分析》,《考古》2014年第7期。

 

张国硕:《夏都老丘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9期。

 

孙洋、蔡大伟、袁靖、周慧:《二里头遗址出土黄牛线粒体DNA研究》,《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许宏:《金玉共振: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百色学院学报》第27卷第3期,2014年。

 

章米力:《从玉器传播论华夏早期国家的建立》,《百色学院学报》第27卷第3期,2014年5月。

 

李永强:《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遗存分区研究》,《文博》2014年第3期。

 

张忠培:《夏王朝时期中国文化的探索——<</span>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序》《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12日。

 

裴安平:《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三种文明起源模式研究》,《无限悠悠远古情——佟柱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袁广阔:《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形势认识夏文化》,《洛阳考古》2014年第4期。

 

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玉器文化的新认知》,《玉器考古通讯》2014年第2期。

 

侯彦峰、张继华、王娟、蓝万里、李靖璐、马萧林:《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时期出土骨器简析》,《动物考古》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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