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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洁琼被流氓用脚踩踏,浦熙修三姐妹金沙城中

文章作者:历史人物 上传时间:2019-11-05

浦熙修出生江苏嘉定,是浦氏三姐妹中的二姐,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是一名老师,后担任过《新民报》记者、《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等职,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著有《新疆纪行》等作品。浦熙修于1970年逝世。人物生平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的一个小吏家庭。 浦友梧——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那么多年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又油然而生。于是,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他独自一人来到北平,希望可以凭自己还算壮实的身板为全家操持一份简单的家业。他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别无所求了。 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 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浦熙修三姐妹 浦熙修是浦氏三姐妹中的二姐,大姐浦洁修、三妹浦安修。 浦洁修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浦洁修是第一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民建北京市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浦洁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0年1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浦安修是彭德怀元帅的夫人,青年时代,她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延安参加组织群众,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浦熙修的丈夫 第一任丈夫:袁子英。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比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共产党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当他所做的并没有换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将为民主、为社会服务的志向,贯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热爱、信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在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因此,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为什么这种志趣的不同会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那是因为当初结婚时的仓促所造成的。浦熙修罗隆基 致使罗隆基从史良处感情迁移的正是浦熙修,她是《文汇报》的记者,彭德怀的妻姊。罗1946年7月的日记记下了他们在战乱岁月里不由自主的缠绵。罗觉得情爱中的人是"情人、醉汉、疯子三位一体",蒲却觉得自己在其中可以作主,"我不要醉"。但每次两人见面,罗便觉得她"还是想醉",终究"我们又狠狠的吻了"。 依据章诒和的描述,1956年8月10日的批斗会上,浦熙修的发言稿名为《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她称自己如今认清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其"罪恶行为"的时候,感觉轻松愉快,"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仅隔一天,12日的批斗会,浦熙修继续热情地贡献弹药,不惜拿床笫之语当政治言论。后来罗隆基不住叹息:"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罗隆基多情,便不解无情;他所见的笑脸多,冷眼便也多;他的甜蜜多,痛苦便也多。曾经是情场里的死去活来,如今变成政局里的你死我活,罗隆基真是百般滋味都尝尽。 时年,浦熙修36岁,罗隆基50岁。之后,他们蔑视陈规,未婚同居10年之久,当时的文人雅士纷纷赞叹他俩尊重自我感情、权利的作法,传为佳话。但后来俩人割袍断交,老死不相往来,最终上演一出悲剧。

文章出处历史说

本文摘自《文人的另一面》,温梓川 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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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一伙人占最多数,除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顾一樵、闻一多、陈铨等人之外,如罗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从文、顾仲彝、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过书;至于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不过,在外人看来,新月社这一伙人当中,有三个人最为特殊。一个是胡也频,后来因为参加了左联而被捕枪毙。另一个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题被暗杀。还有一个是罗隆基,后来也走上政治的路途,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要员,被人目为左翼政团宣传家,为朝野所侧目。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话,并不是无因的。

20世纪上半叶,高集与大公报同事在一起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一伙人占最多数,除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顾一樵、闻一多、陈铨等人之外,如罗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从文、顾仲彝、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过书;至于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不过,在外人看来,新月社这一伙人当中,有三个人最为特殊。一个是胡也频,后来因为参加了左联而被捕枪毙。另一个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题被暗杀。还有一个是罗隆基,后来也走上政治的路途,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要员,被人目为左翼政团宣传家,为朝野所侧目。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话,并不是无因的。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原来他的发妻是英国留学生,是星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罗隆基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送美留学,他的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的思想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劢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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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原来他的发妻是英国留学生,是星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罗隆基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送美留学,他的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的思想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劢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并不十分踊跃。迨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

1946年6月,“下关惨案”后高集与夫人高汾在医院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并不十分踊跃。迨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

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罗隆基每天的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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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罗隆基每天的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罗隆基和她分手以后,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后来却嫁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第五任的太太。

1993年11月,高集、高汾在香港

罗隆基和她分手以后,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后来却嫁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第五任的太太。

在抗战期间,罗隆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还流传了不少佳话。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见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惯伎,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时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

报道国共和谈

在抗战期间,罗隆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还流传了不少佳话。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见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惯伎,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时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

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惟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也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声昭着,每个游公园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称为“罗隆基花生米”。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共恢复和谈。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了两个多月,签署了“双十协定”,不久又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就在此时,我被重庆大公报馆任命为采访主任,主要报道政治新闻。在采访工作中,我依靠中共代表团,在大公报这个影响很大的民营报纸上,反映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愿望和呼声,并尽一切可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手法。

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惟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也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声昭著,每个游公园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称为“罗隆基花生米”。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的要员,便开始远走高飞,有的远适异国。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称的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实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恰巧罗本人那时也为了行动的不得自由而苦恼。于是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别约了他的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不过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情话喁喁,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动人的桃色案。

第二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4月,大公报派我到南京筹备办事处,并任办事处副主任,准备继续报道和谈。我和爱人高汾是乘坐美国双引擎螺旋桨军用飞机到南京的,用的是一种不同于机票的准乘证。南京办事处名义上已有主任孔昭凯,不过他那时还在天津,办事处开始就我一个人,后来才逐渐配齐。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的要员,便开始远走高飞,有的远适异国。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称的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实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恰巧罗本人那时也为了行动的不得自由而苦恼。于是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别约了他的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不过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情话喁喁,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动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全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进内室,而罗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气坏了。他上前就给罗浦两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调解之下而平息下来。罗袁双方也为了颜面关系,互作让步了事。

5月3日,周恩来率共产党代表团来到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当天晚上,他亲自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了中共在和谈方面的立场。在此之前,石西民和龙飞虎来打前站,还找我和他们一起去梅园新村看过房子。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重庆时的熟人。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全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进内室,而罗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气坏了。他上前就给罗浦两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调解之下而平息下来。罗袁双方也为了颜面关系,互作让步了事。

不过,经过这次闹剧演出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艳事到底揭开了。关于浦熙修这个人,可以说的是她当年正是四十二岁,和袁子英结婚也已十多年,有两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罗的接近,还是在重庆做《新民报》采访主任的时候。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复员还京,再度相值,便种下了这桩不解缘。至于袁子英,则任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就知道罗和浦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复谈时,两党的关系已相当紧张。政协瘫痪了,五项协议也夭折了,国民党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成果,整垮中共,所以只拿出一个整顿军队方案,要中共撤出哈尔滨、齐齐哈尔,还要退出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道交通路线。中共当然不同意,提出自己的四项主张,第一是全面停战,第二是恢复交通,第三对整军方案进行合理补充,第四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双方距离太大,根本谈不拢。美国方面的代表是马歇尔,他实际上支持国民党,但在某些问题上,也抹抹稀泥。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我每天到梅园新村找章文晋,他是翻译,全程参加谈判,情况知道得最详细。在重庆报道国共和谈时,周恩来就让我找他。中共愿意通过大公报这个渠道反映自己的声音,所以,我每次去,都能得到准确的消息。

不过,经过这次闹剧演出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艳事到底揭开了。关于浦熙修这个人,可以说的是她当年正是四十二岁,和袁子英结婚也已十多年,有两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罗的接近,还是在重庆做《新民报》采访主任的时候。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复员还京,再度相值,便种下了这桩不解缘。至于袁子英,则任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就知道罗和浦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这件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很使人注意。因为三个主角中,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名记者,一个是现任官员。袁子英还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请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受旧礼教束缚”。当中只有罗隆基也许还想自辩,但他的行动已受限制,嘴巴当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国内地易手后,罗滞留在故都,行动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敛抑锋芒,得以终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时,也不过享年六十多岁。

谈判从5月开始,到7月底实际就谈不下去了,后来停停谈谈,维持了半年多,最终由于国民党进攻华北解放区,导致谈判完全破裂。我记得开始谈判时,内容有中原问题、东北问题、黄河堵口复堤问题、执行总部权限等等,还有中共方面要求恢复政协的问题。

这件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很使人注意。因为三个主角中,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名记者,一个是现任官员。袁子英还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请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受旧礼教束缚”。当中只有罗隆基也许还想自辩,但他的行动已受限制,嘴巴当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国内地易手后,罗滞留在故都,行动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敛抑锋芒,得以终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时,也不过享年六十多岁。

罗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称。他在《新月》发表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汇印成书,名曰“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在自然成了绝版书。新月社在今日自然已经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了。当年这一伙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观乎罗隆基、闻一多辈的行径,堪作这些话的注脚。当年新月社这一伙人,今日都已风流云散了,有的垂老投荒远适异国,有的已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数老而弥坚,尚闪耀着他们本身的光芒。

在这期间,我在梅园新村30号见过周恩来、邓颖超和董必武。当然更多是去17号,那边是工作人员住的地方,接待记者一般也在那里,与记者打交道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发言人范长江。我和长江开始不熟,但因他是大公报的前辈,我对他很尊敬,慢慢也熟络起来。

罗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称。他在《新月》发表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汇印成书,名曰“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在自然成了绝版书。新月社在今日自然已经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了。当年这一伙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观乎罗隆基、闻一多辈的行径,堪作这些话的注脚。当年新月社这一伙人,今日都已风流云散了,有的垂老投荒远适异国,有的已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数老而弥坚,尚闪耀着他们本身的光芒。

“下关惨案”发生

那年的6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事情的起因是,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联合会选举了马寅初等29人为理事,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了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但是,由于国民党不断破坏和谈,内战迫在眉睫。联合会便组成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寅初、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位各界民意代表到南京请愿。国民党知悉后,沿途派特务捣乱,企图阻止请愿团进京。阴谋失败后,干脆纠集一帮流氓特务,假冒苏北难民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代表,致使代表团的多位代表和记者受伤。那次正好我去车站采访,也被打成重伤。

其实,那天我本来并不准备去车站,因为办事处的车子坏了,天又热,我想等代表团的人到了城里,再去采访。范长江不知怎么知道了,打个电话来,说你应该去,我来接你。一会儿,就坐着一部吉普车来了,车里还有新民报的浦熙修。长江穿了一身白西装,像个大外交家的样子。我问他:你怎么穿这么一套衣服?他说,我自有妙用。我穿的是美国军装,是朱启平去美国前留给我的。我们到车站,已是暮色四合,大约晚上七八点钟了。车站上有一排军警,也有一些人面目不清,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冒充苏北难民的地痞流氓。代表团下车后,这些“难民”拥了上去,大喊大叫,并把代表们分割成两拨,一拨是团长马叙伦和雷洁琼等人,一拨是蒉延芳、阎宝航、盛丕华等实业界人士。我和浦熙修随着马老,被这些人推搡到候车室,一路上就挨了他们许多拳脚。进来的十来个人,穿的都很体面,根本不像难民。他们围着马老、雷洁琼等无理取闹,纠缠不清。后来,阎宝航不放心马老,也来到候车室。门口有人把着,一进来,就别想出去。窗外也拥了许多人,我还看见范长江和郁风隔着窗子往里张望。过了一阵子,忽然“哗啦”一声,玻璃被人砸碎,一大帮流氓从窗户外跳进来,对屋里的人大打出手。有一个暴徒拿着酒瓶子窜向马叙伦,举起就要砸,我一看,这还得了,砸下去不就完了吗,马上冲上去,用手一挡,瓶子就掉地下了。这家伙恼羞成怒,冲着我一通暴打,我那时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就和他对打起来。后来,我见雷洁琼她们被流氓们用脚踩踏,又跑过去解围,立即又遭到没头没脑的毒打,后来就被打昏了。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军警就在旁边,但根本不予制止,这充分说明,事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暴徒行凶时,范长江机智地脱身,坐吉普车回办事处,报告了周恩来。这也许就是他那身白西装的“妙用”吧。周立即打电话给马歇尔,马歇尔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后来,才来了一些宪兵,驱散了那些暴徒。这些,是后来范长江告诉我的。等我们被送进中央医院,已是第二天凌晨两两点了。这次事件,前后折腾了五六个小时,有十几个人受伤,代表团的马寅初、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记者有我和浦熙修,还有前往迎接的叶笃义、陆秀兰等。

周恩来得到消息并与国民党交涉后,立即和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与一直在中共办事处等候消息的郭沫若、罗隆基、张申府等连夜赶赴医院探望慰问,还叫人买来牛奶等食品。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快亮了。

各界人士来慰问

“下关惨案”在南京、上海等城市激起强烈反响,虽然事先国民党宣传部门已严令各报刊不准刊登代表团抵京消息,但也有报刊大胆将此事透露出去。24日的《南京人报》“蜂刺”专栏就登了“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字,以示抗议。27日,上海《世界晨报》刊登了郁风写的“下关不幸事件别记”,透露了事件的真相。报道中说我和浦熙修“前后被打了四次”,还说“在那最后一场关起门来闷打中,高集是唯一还了手的。”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国外记者,事发时就在现场,有的还跟着去了医院,他们也都作了报道。南京和上海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和通电,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的暴行。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的人士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学生、工人、职员,也有机关公务员;有自发去的,也有中共、民主党派组织去的。一束束鲜花、一封封慰问信、一件件慰问品,表达了南京人民对受伤人员的深切同情和对反动势力的强烈抗议。

关于这次事件,马叙伦的《嚼梅咀雪之庵日记》有详细记载。郭沫若在《洪波曲》中也有专门章节记述。现摘录几段:

“以后是不断的在电话上的报告和对于党国要人的交涉。参议会的秘书处来过电话,邵力子亲自来过电话,市政府的负责人,交通部部长俞飞鹏都先后来过电话……而且有的不止一次。所说的情形都不同。或者说,难民早就被军警解散了,代表已被保护,分别送进了旅馆。或者说,难民代表们受了误会,开始被军警扣留了,后来一经疏通,平安无事了。就这样一直拖延到十二时左右,又得到最恶的情报,代表们仍然被包围在车站上的候车室里,暴徒们从窗外跳进去,砖头、石块、玻璃瓶、痰盂、椅凳乱飞,代表们不仅流血,而且有的有生命危险了。”

“反过身来,在地上又看见阎宝航睡在担架上,衣裳扯烂了,脸上和身上有好些血迹,两眼充着血。……马夷老也蜷卧在侧近的一条长凳上,眼睛闭着,向着凳靠的一面,我没有惊动他。雷洁琼也睡在地面的担架上,左胸的衣服上一大摊血迹……品排的一个担架上睡着一个年轻的人,那便是学生代表陈震中;他的情形,一眼便使我感觉着严重。他是在昏睡状态中,两手握着向上弯曲,就像小儿熟睡的姿势。……再进是普通手术室,高集坐在正中的手术台上,裸着上身在受两位年轻的医生诊视。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真可以说是遍体鳞伤。头的右角被打破了,左眼受了严重的打扑。两个眼球突出而充血,脸已经有点变形。浦熙修坐在手术室的一隅,头发凌乱,阴丹布走白边的旗袍在胸部被撕得七零八落。脚上的丝袜也撕烂了,鞋袜上满酱着泥土。”

我是当天夜里经医生检查后回家的。那时我住在国府路的东头的一间临街的小房子里。由于伤得比较重,一连躺了好几天。好多人到家里来慰问,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处的处长费正清,我和他比较熟。他好像是第二天就来了,他担心我继续呆在南京有危险,就说,我想办法给你找个学校,你到美国读书去吧。不过,奖学金不会太多,一个月80美金,你还得让胡政之出100美金,180美金就够用了。我当时就说我不去,后来也从没跟报馆提过这件事。25日下午,郭沫若来看我,我正躺在床上,想起来,郭老按住我,不让我起来。我爱人高汾当年在郭老任社长的《救亡日报》当过记者,是郭老手下的“兵”。他见高汾怀着孕,又好几天没睡好觉,十分憔悴的样子,很关心地对她说,你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累倒了。闲聊时,我说起费正清想帮助我去美国读书的事,我说,我不想去,挨了打,就跑到美国去,太不像样了。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说高集要去美国念书。一些朋友看了,纷纷问我什么时候走。我想一定是因为耳背,他听岔了。

这次事件之后,国民党的《救国日报》曾发表文章,说“下关事件”是共产党“行凶”,“凶手”就是高集,一定要严加惩办。可笑的是,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在我养伤的那几天,听说上海请愿团的代表们和国民党要人进行了交涉。蒉延芳等拿出了一份盖有200多个团体图记的纪念册,说明他们完全是上海各界的民意代表,而不是国民党说的什么“冒充人民代表”。代表团还分别见了共产党和民盟等有关方面人士。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驻地会见并宴请请愿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全体代表还见了马歇尔,并要求见蒋介石。28日下午,蒋介石在压力下接见了蒉延芳。宋美龄也接见了雷洁琼。蒉延芳向蒋介石痛陈内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满野,民不聊生,转达人民渴望和平如大旱之盼甘霖的情绪。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话音甫落,他便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去了。我想,那些在车站打人的小流氓,和这位蒋委员长比起来,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

29日下午,代表团成员向欢送的人群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的代电后,乘飞机返回上海。代表们回上海前,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等到代表驻地话别。马叙伦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和浦熙修养好伤后,又回到各自的岗位,继续为反独裁争民主而战。这段浴血的经历,成了我们人生中难得的一份珍贵记忆。

作者简介

高集,1920年2月出生,陕西榆林人。青少年时代在天津、北京、陕西求学。1940年6月进入大公报,历任记者、编辑、采访主任、驻南京办事处副主任。1950年4月,调入人民日报,历任文教组副组长、西方部副主任、国际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撰写过大量新闻、评论、通讯作品。2003年6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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