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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震惊全国的兵变事件,文革武斗

文章作者:历史人物 上传时间:2019-09-28

1955年授衔时,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吴法宪被授予中将。然后在十二年后,身为中将的吴法宪却当众打了陈再道上将一个耳光。

武汉三镇,暑气熏蒸,炎威逼人;有洪水自三峡来,大浪冲天,泥沙俱下;说不得鱼龙混杂,更何况“江汉之鱼鳖龟囗为天下富”。四川“产业军”潮起潮落水未尽,湖北“百万雄师”又前赴后继滚滚来。毛泽东运筹帷幄,南游云梦,谈友论敌,会“诸侯”见臣僚,万般呕心沥血,一片苦口婆心,却不料武汉三派都未能在他划定的天地里共练太极拳、八卦掌。真有点像顽劣不羁的孙大圣,一个筋斗就要翻出十万八千里。可是,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被高音喇叭吵得云里雾端的杨成武刚吃罢早饭,就见谢富治一脸惶戚半身汗湿地跑进来。气也顾不得喘一口,扬起的手臂才举到半空便倦倦地滑落下来:“成武啊,出、出事了!”杨成武拿起餐巾擦嘴。到底是戎马一生,见惯尸体鲜血,有一种静气过人。直到谢富治气喘匀了,才丢下餐巾问:“到底怎么回事?大清早就乱哄哄。”“唉,乱套”谢富治懊丧叹气,“昨天晚上送总理回来,我和王力、刘丰他们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做工作呼吁联合。谁想到过去受压久了,一听肯定了他们的大方向,就又闹起来”杨成武皱眉:“这件事你们请示过总理没有?”“没有。”谢富治不安地摇头。“请示过主席没有?”杨成武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射手寻找到目标一样瞄紧谢富治。“也没有。”谢富治一脸苦相。“胡闹,你闯祸了!”杨成武吼一嗓,把谢富治吓一跳。他俩都是三星上将,很熟悉。谢富治虽然知道杨成武战功卓著,却从未把他像许世友那样看待,感受多的还是儒雅之风。何曾见过眼睛一瞪,竟也凶神恶煞得怕人;牙床咬出棱角,脸孔颈项红盈盈地涨粗起来:“总理为了大联合,开四天会,熬三宿夜,你们几句话就把它破坏了!我看你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谢富治抱有希望:“还没那么严重,关键是做工作……”杨成武鼻子里哼一声,不再听他说,匆匆赶去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一“王力是人还是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小暑”将尽,“大暑”到了眼皮下。武汉市凡有“高度”的地方,楼顶、杆顶、树顶,龟蛇二山。桥头码头,无不捆满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几家欢腾,几家怨愤。到了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蓦地里,一个女高音从喇叭里冲天而起,声压群雄:“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播送重要文章……”余音袅袅,绕云三匝,喇叭里已然换成深厚苍凉的男中音。那哀兵举剑之韵,使江汉大暑,群情汹涌里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欺上压下,横蛮左右;摇笔舞文,指鹿为马;口若悬河,颠倒黑白。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无一例外出现大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停工、大破坏。这是为什么?他大喊“怀疑一切”以乱党;大抓“谭氏”人物以反军;大搞“反夺权”以祸国;大封“保皇派”以挑动群众斗群众;令革命派水深火热,反动派欢呼雀跃,又何其毒也!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当老虎打!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命群众,进行彻底的批判斗争!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打倒王力!陈再道曾后悔没有直接听到这篇广播文章,他独个儿神情郁郁,忧怨满腔地走进了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室,一屁股坐下便再也不想动弹。该来的都来没有招呼,没有寒暄,更没有往日开会前的幽默和粗话。十几个人面面相觑,或心事重重,或疑虑不安;或抑郁,或沮丧,或木然。足足静有五分钟,不闻一声。“哼,”钟汉华咳一声,终于沙哑着嗓子打破沉寂:“现在开会。由陈再道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钟汉华看一眼陈再道,陈再道从桌上拿起那份检查稿,稿纸遮住大半个脸,从纸后漫应一声:“嗯,检讨。”他开始照本宣科地读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眼睛又花;心绪不宁,怨气郁结,几页纸念得磕磕巴巴;该停的不停,不该顿的又顿住不动;声音没起伏,没婉转,平淡得不如白开水。好歹读完了,会议室又变成哑了一般静。“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吝啬地吐出两个字。于是,会议室里声调不一地重复若干次这两个字。散会留在会议记录本上的全部内容也只是这两个字:同意。王力也是“知天命”的人了,参加革命时间不算短。但是半生顺利,没经过什么风风雨雨、跌跌撞撞,更不曾体味那荣辱升降苦乐的反复滋味。这种人棱角足,喜张扬,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过几次地狱,再回首,方懂得“哀江南”——俺曾见金陵王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早开,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他。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袅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这是一位与王力同姓的老红军,当过小学教员,经历过打AB团、延安整风等多次运动,牢也坐过,假枪毙也经过,一生坎坷,左左右右,升升降降,最后当个师副政委;血也冷了,嘴也紧了,听王力上台指手画脚作报告,悄地里在纸上默写这么一首词。春风得意的王力可不知有人看他的兴亡。满城的喇叭叫,也只淡淡一笑。有道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同谢富治盛气凌人地走进了军区大礼堂。台下早已坐满师以上领导干部,等待“钦差大臣”们谈话定调子。本来,谢富治、王力商定,给军人讲话还是由谢富治出面,王力就不谈会议也是照这个意见安排。可是,行伍出身的谢富治,打仗可以,讲话哪里比得上秀才王力?王力是在中苏两党大论战中脱颖而出;笔下云雨,口若悬河;他嫌谢富治讲得太不够劲,奋然而出,即席发言,真是“悬河”滔滔不绝。“在座的都是师以上领导干部,”王力鸟瞰众将星,“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从ABC讲起……”若非有录音和记录,准有人以为这是编故事。难怪人说,十个秀才九个狂生。礼堂里众将哗然。或激怒,或惊愕;有人怒目,有人冷笑,有人欲走还休,留下来想多见识见识“钦差大臣”。王力浑然不觉,依旧“悬河”。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起,到《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ABCD,一直讲到一九六七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对王力在水电学院的“口若悬河”作出极其强烈的反应,军区大门外人潮涌动,呐喊如雷,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回答问题,讲明“四点指示”是何意思?何居心?王力仍然浑无所察,仍然口若悬河。说“百万雄师”的前身“工人联合会”,从开始就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真正的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说祸从口中出,王力“悬河”之口祸出得可大发大批部队指战员和省直机关干部已经加入“百万雄师”队伍,封锁军区,要抓王力,王力却还是浑然不晓,还是日惹悬河:“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河”未尽,嘴起沫。王力擦擦嘴角,在半夜十二点终于结束了滔滔不绝。礼堂数小时,门外已沧桑。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几位军区领导只好设法将他从后门送出。直到这时,他才从“河”中探出头:“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大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势头……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谢富治已经入睡。这位战友在王力开始“悬河”之际,便离开会场休息去剩下王力独个儿坐在房间,四周围人迹渺渺,刚生出一丝孤独感,几位军区领导严肃认真地走了进来。“王力同志,‘百万雄师’听了你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怒不可遏,气愤万分,全涌到军区大院里去军区几位领导正在现场做说服工作,可是群众不答应,强烈要求你和谢富治同志接见他们。”王力摆手冷笑。心里话:始作俑者!什么说服工作,分明煽动群众向中央示威!“王力同志,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扩大……”王力冷笑,鼻子里嗤地一声。不错吧?开始威胁乱吧,“隐患诱发出来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谁说的?林副统帅!可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北航“红旗”的几个小将冲进来,失声失色道:“‘百万雄师’来冲东湖宾馆了!王力站起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许确有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的决心,他并没慌,慢条斯理地朝谢富治房间走去……二“兵变”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文革”史中“七·二○事件”的发生日。又是杨成武吃罢早饭之际。不过,睡得晚,起得晚,早饭后已是日上三竿。又是谢富治匆匆赶来。这次不是慌迫,而是神色严峻,走到身边才说:“出事‘百万雄师’和部队许多人包围了军区,冲击我们住的二号,把王力抓走”“警卫部队”“看来,他们是一气儿的。”“你怎么出来的?”“早晨陈再道来我这里,他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人也冲进来,要求回答问题。我和陈再道请他们出去谈,在房后一片草坪上。谈判中,我根据他们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回答问题。这时王力出来了,坐我旁边。‘百万雄师’这批人有一二百,已经准备走。可能王力出来的消息传开了,一下子冲来几百军人,动手打人我和王力忙往回走,进门时,他们已经追上来。走廊两侧还有通道,是个十字形。在十字口,我猛一拐弯进屋王力没经验,没拐弯,被他们一拥,从对面大门拥出去抓走韩爱晶和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我就忙跑到你这儿来。”谢富治叙述一遍过程,然后说:“这事还得你出面。你是总长,得你下令。那些战士估计都是独立师的。你去找一下牛师长,请他帮忙救出王力和谭厚兰他们。”然而,杨成武找牛师长已是不可能。武汉三镇像开锅一样闹腾起来,几千辆大卡车满载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排成四路纵队,沿街示威游行,是建国以来所不曾有的声势。军区大院完全被包围,人潮滚滚,根本进不去。杨成武见形势紧张,赶紧回来给北京挂电话,向周恩来告急。“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陈再道在哪里?”“他挨了打,撒手不管了,看样子也管不了,跑我住的房间来睡觉”电话那边稍领片刻,传来周恩来的指示:“你同江东兴。谢富治他们研究一下,多研究几种情况和应急措施,要做好他们冲击梅岭和百花一号的准备,要说服。现在的情况,要尽一切努力做好说服工作……我尽快赶到武汉。”这时,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让江东兴传达指示: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后,决定由钟汉华回军区做工作,陈再道留东湖宾馆。“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高帽子、挂牌子、“喷气式”,所有领导干部身上的甲胄都被剥得精光,过去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光环统统扫尽,这些“赤裸裸于天下”的领导干部失去了威严、威信,也失去了权力。即便在台上,也不会一呼百应了;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常常是千呼万唤无一应。钟汉华身为军区政委,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赶到军区大院,给“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做工作,让他们释放王力,谈来谈去谈不通。放人是毛主席指示,但又不能泄露毛泽东在武汉,更增加了谈判难度。谢富治迟迟不见放回王力,而陈再道又睡在东湖宾馆不动,不禁大为恼火,指责陈再道:“你是军区司令员,军区抓走中央代表团的人,你不去救,不去做工作……”“我有伤,”陈再道也一肚子火,还不是你们自做自受?他说:“我行动困难。”陈再道确实也挨了战士的打,有的是怪他当了“投降派”,有的是不认识这位司令员。陈再道不怪这些战士,因为他们在支左问题上观点一致。“这能成为理由?”谢富治声色俱厉,“你马上回军区去做工作,保护王力,叫他们放人!”陈再道躺到床上不理睬。因为钟汉华已经去了,毛泽东又住在东湖宾馆,人都走了放不下心。但他偏不说出来,他对谢富治有气。心里话,若不是看在你是这支部队的老首长,现在又是副总理的面子,你也得落个王力那种下场。拖延至中午,传来消息,钟汉华等领导已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二十九师师部六号楼。可是,再联系把王力送回东湖宾馆时,却传来“王力失踪”的消息,并且都说“不知弄到哪儿去,也不知谁弄走的”。那样的紧张混乱中,任何消息和动向都会引起各种猜测,并且不能不从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结果去考虑对策。武汉的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人是这样,北京的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是这样。这时的林彪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里踱步。夏季他在京时常住这里;屋顶高,空间大,这里凉快。他思考问题有踱步的习惯。当想出一些眉目时,会停住脚,一手叉腰,另一只手的手指从谢顶的头皮上轻缓划过,深吸一口气,接着便开始行动:“我要写封信。”他历来话不多,吩咐一声,秘书便将纸笔准备好,铺在桌案上。“主席”,林彪写下两个字,握笔沉吟。他过去就讲过不放心武汉军区,其实他是不放心四方面军的人。长征时张国焘闹分裂,留下一些矛盾:延安时,解决四方面军的干部思想问题,又留下不少矛盾。他林彪当接班人,有好多人是不服气的,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人多,力量大。武汉的陈再道当然不是孤立的,这里有鬼……心里有鬼的人往往见鬼多,林彪常疑心身边到处有鬼,为此也伤过一些尊重他的人。“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林彪写下了关系判断性质的最重要的话。这一条只要成立,他后面的建议便是顺理成章:“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这封信林彪颇费踌橱。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以及更早的陈光等人都好办,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不好办,他必须避嫌。对四方面军的人,毛泽东先下决心,他好办;他先讲话容易引起毛泽东疑心。会疑心他排除异己,搞“清一色。毛泽东警惕“清一色”,不允许“清一色”。林彪深知毛泽东的“将将”之道。有这样一件事:杨成武随毛泽东南巡后,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讲:“杨走后,军事要有人处理,成立一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任组长,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办事组……”办事组第一次开会,吴法宪便忘乎所以地笑道:“关起门说话,都是四野的,这回可以想说啥就说啥”林彪听说后,大骂吴法完三个字:“你找死!”“都是四野的”,这句话在毛泽东那里犯忌,在林彪这里便也犯忌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战将,根据各方汇报来看,已影响到南京许世友,许世友更是四方面军一员虎将,而且还牵涉到徐海东大将。他是许世友的老上级,曾经独当一面,威风八面,率红十五军团独立完成长征,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他多次负重伤,脑袋上中一枪,从眼眶下打进去,打穿一个洞仍然活了下来,只是身体垮了,长期养病。可他现在也活跃起来。他不服林彪。再往上,自然就是徐向前……既要影响毛泽东,不露声色地解决这些人,又要不使毛泽东起疑心,有所警惕。林彪思前想后,叫来戚本禹。“这封信你帮助改改。”林彪含蓄道,“看怎么提妥当,怎么送给主席妥当。”戚本禹一看信,立刻明白分量有多重,不敢擅自做主,找陈伯达和关锋这一大一小两个秀才商量,一道修改。陈再道还未包围梅岭一号,他若已经搞兵变,傻瓜也知道应该首先包围解决梅岭一号。这一条毛泽东也会想到。那么……对,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改了又改,再请江青把关,终于定稿。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江青去见林彪,将信的修改内容和改变署名的意见一说,林彪立刻点头:“好,这样好。”两人简单一商量,决定由邱会作飞武汉送信,由张春桥飞上海,准备迎接毛泽东。江青举信在邱会作眼前晃晃:“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谁都明白这封信关乎全局。江青想的是,信若落在陈再道手里,他不反也可能被逼反。当过演员又看书很多的江青,在电影在书里都没少见这种“逼反”的故事。邱会作郑重地接过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庄严得近乎宣誓:“首长放心。我在,信就在,一定送到主席手里。”两点十分,邱会作飞到武汉。四点二十分,张春桥飞到上海。三点五十四分,周恩来的专机从北京腾空,向南飞去……下午三点左右,秘书向杨成武报告:“首长,邱会作从北京来了,要见你。”“叫他来。”杨成武边说边朝客厅走。邱会作一身戎装,进门立正敬礼,然后握手:“杨总长,这里情况怎么一○一和江青同志都很担心。”“一○一”是林彪代号。正像工作人员谈到杨成武都说:“九号首长”,“九号”是杨成武。“外面很乱,这里还可以。他们还没有冲梅岭和我这里。”杨成武简单介绍几句情况。邱会作见屋里再没第二人,便从贴身衬衫内掏出一封信,把头凑近杨成武,郑重地:“交主席。首长亲自交办的。”杨成武接过信,信封上写“毛泽东亲启”。那时,邱会作尚未提上来,毛泽东脑子里还没有这个人物,所以没法直接联系求见。邱会作只好通过杨成武传递。杨成武赶到梅岭一号,亲手把信交给毛泽东:“主席,邱会作从北京带来一封信。”“邱会作?”毛泽东接过信。“他是总后勤部部长。”毛泽东拆开信,这封信只有两页,杨成武认出是江青的笔迹。当毛泽东翻页时,杨成武看到了江青的署名。毛泽东望着信凝神有顷,缓缓抬起眼帘,把信放在茶几上,朝杨成武推去,笑着说一句:“劝我去上海。”杨成武没有去拿信,只朝信注目几行,然后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毛泽东把手一拂:“我哪里也不去。”“这里很乱,还是要考虑安全……”“没事,我不走。”杨成武不便多劝。反正总理马上要到,等总理来了再说吧。周恩来比预定时间迟到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改降山坡机场。”同时间,吴法宪又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一报告一下。”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武汉军区有鬼!林副主席已经派邱会作处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要绝对保证总理安全,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中国当时惟一一支空降部队恰恰驻湖北武汉,这个军是支精锐部队,出过许多黄继光这样的战斗英雄。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警惕武汉方向,随时准备粉碎陈再道的“劫持阴谋”。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参加“平暴”。周恩来的专机就在这剑拔弩张的一派紧张气氛中,降落在山坡机场。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警卫团派出两个中队的警卫部聚精会神,队员全是经过严格训练,骁勇善战的连排级干部。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的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周恩来就问:“这里到武汉多远?”“六十多公里。”“附近有情况”“暂时没发现异常。”周恩来当即决定,留下负责警卫的两个中队,只让两名贴身卫士随行,驱车直奔武汉。到达百花一号,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听过汇报后,再研究事态可能的发展。“你们说,最恶劣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周恩来出题目。三个人互相望望,这个题目不好做。汪东兴说:“总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杨成武思索着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击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问题……”谢富治说:“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走王力,都是部队里人干的。”“我们一起去见主席,”周恩来迅速作出决断,“为安全,还是要劝主席离开武汉……”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还有段距离,何况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四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主席。“主席啊,”一见面周恩来说,“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谈到武汉市里的混乱,谈到“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游行及情绪,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服毛泽东。拖到晚八点,杨成武说一句带兵打仗的话:“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毛泽东无语。他忽然记起那部“大书”上的话:“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周恩来见毛泽东不再说反对话,便及时上前:“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杨成武忙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天上。”毛泽东定下决心。众人松口气,忙做走的准备。这已是晚八点多。周恩来单独握住杨成武的手,小声交待:“我还要留在武汉做工作,你护送主席去上海。我要说的话是,主席一向是器重你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点了你的将,相信你。你也没叫主席失望。这次又是主席点将,叫你陪他南巡,希望你发扬传统,不要叫主席失望,不要叫我失望。”“请总理放心!”杨成武像当年长征率先锋团领受斩关夺隘的任务一样,立正敬礼,“我会完成任务的。”细心人微的周恩来又具体交待:“你还要作先锋,走最前边。如果有人堵车,你就说:不许堵,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如果他们不听,你第二步可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我这里,你们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这时如果有坏人敢动,你就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消灭危险,保护主席到上海。”“明白。”杨成武周身热血滚动。责任和荣誉使人年轻,他仿佛又回到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当年……当年,红军过草地,先派一支部队试探,没过去,还受到国民党和藏族上层武装骑兵的伏击,造成损失。毛泽东说:“还得叫杨成武米,他可以厂公元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高原草地,秋意已浓。十几匹烈马旋风一般卷过波状起伏的高原草地,马蹄荡起的尘烟后面,藏族牧民发出赞叹的叫声。几十里路转眼抛在身后,杨成武和他率领的骑兵侦察排驰人党中央所在地毛儿盖。他甩镫下马,直趋毛泽东住处。保卫局局长邓发热情迎上来握手,引他踩着小木梯登上毛泽东、周恩来居住的藏式木架小楼。毛泽东正在俯看地图,闻声转身,紧锁的眉头一扬,眼里像亮过一道电闪,脸上立刻出现粲然的笑容:“你来了,很好!”他指指身边的木头墩子,“就等你来挂印呢!坐。”“主席,林军团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杨成武英气勃发。毛泽东一脸喜悦,指着木头墩子说:“坐下来,慢慢说。”他叫杨成武坐好,然后说:“对,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锋团!”“是!”杨成武忽地站起身,好像立刻就要冲锋陷阵。“坐下,坐下。”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地图,“我们派部队试了一次,没成功。这次你来,必须从茫茫草地上闯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保证完成任务!”杨成武再次腾身而起,仿佛全身涌溢着无法按捺的青春热力,眼里漾着只有长胜军人才特有的锐气。毛泽东凝视那张二十岁的英武面孔,极有力度地点两下头,指向地图说:“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几个师,大筑碉堡;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会断送革命。”毛泽东的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推:“敌人以为我们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他以为不敢走的险路!”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第一次过草地没成功的原因,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杨成武这一次如何克服这些困难。邓发端来一个上盘子,盘子里放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当时粮食奇缺,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有数的一点粮食省下些留作过草地之用。杨成武心里泛浪,这六个青裸面馒头包含着多少情谊和希望他只吃了两个,坚决不肯再吃。给毛泽东留下一句话:“主席,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杨成武率领先锋团终于在茫茫草原上踏出一条生路,一条胜利之路,打垮了国民党和藏族上层武装骑兵,在身后留下无数路标,箭头所指,引导三军将士走出草地,走向抗日战场……当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胜利在望,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接到斯大林邀请,准备经东北去苏联。这一路,将经过许多国民党重兵把守盘踞的地区,少不得涉艰险,履危难,打恶仗。毛泽东点将:“杨成武,还是叫杨成武来。”公元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杨成武由蔚县出发,经两天汽车颠簸,风尘仆仆赶到晋冀交界的城南庄,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休息,半坐半躺伸出手:“成武,你来什么时候到的?”“刚到。”杨成武在毛泽东面前坐下。“你打大同、打集宁、打清风后又打石家庄,你好威风”毛泽东最后一句学了京剧的腔调,引来一阵轻松欢笑。“部队现在怎么样”杨成武汇报了出击平绥线和察南战役情况,也介绍了部队情况。“好。”毛泽东从床头小桌上抓烟,吸燃后,不慌不忙说,“这次又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选一个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你亲自率领,准备护送我到东北去。怎么”“主席去哪儿,我就护送到哪儿,保证完成任务!”“哈,你要护送我武装大游行”一句幽默话又引来满堂轰笑声。杨成武做了充分准备。后来因为解放战争发展迅速,毛泽东离不开而未去苏联。不过,他对杨成武的信任和器重却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建国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终于出访苏联。他想到的还是杨成武,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出关;归国时,又是杨成武迎到山海关,同车护送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五次战役后,双方转入战略对峙阶段。美国一边表示准备停战谈判,一面又集结重兵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彭德怀准备组织三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七月底。但敌人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也将难守……关键时刻,毛泽东召见杨成武:“你去!在此之前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公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杨成武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走进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主席!”杨成武立正敬礼。“坐下吧,请坐。”随着年龄和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和杨成武的见面话也有微妙的变化。“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人朝准备,这很好。”“指战员的士气很高。”杨成武虽然锐气依旧,但性格中已经增添了深沉稳健,坐在那里汇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好!”毛泽东介绍一遍战场局势,而后指着地图,“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你莫给我丢脸!”杨成武奋然起身:“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嘛。”毛泽东起身作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院子里的凉棚下,一方桌、四碟菜,一瓶通化红葡萄酒,四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和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江青斟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忙跟着站起来。“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毛泽东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就又举起杯:“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干!”杨成武像立军令状似地与毛泽东碰响杯,一大杯葡萄酒一饮而尽。毛泽东仍然不坐不吃菜,又第三次举起杯,另一只手也举到胸侧,摇甩着手指说:“第三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三大杯酒喝完,那只酒瓶早已空毛泽东的卫士曾回忆说:“主席第一次用这么大杯,一口菜不吃连干三杯酒。”杨成武曾回忆说:“毛主席敬我三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两年,创下三项纪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纪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星转斗移,岁月悠悠。五十三岁的总参谋长杨成武又一次为毛泽东当开路先锋,护送毛泽东离开武汉飞上海。当年他驰骋沙场时无论如何不曾想到,有朝一日他护送毛泽东,是因为群众组织和解放军部分指战员包围军区、武装游行,冲击他所下榻的东湖宾馆。当然,杨成武更不会想到,八个月后他将重回武汉,但那时他已沦为“阶下囚”。不过,这将是后话。凌晨3点。夜缥缈,人朦胧,车队出发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斯车驱车走在最前,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度戒备的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车开得迅如疾风,警卫车几乎跟不上。幸亏夜深,街上已无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意外情况,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静悄悄地停在机场旁。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主席,你先休息一下,喝点水。”杨成武说,“我上指挥塔去给总理打个电话。”“你去吧。”毛泽东已经开始找烟吸。“总理,我已安全到达机场。”为保密,杨成武没有提毛泽东。“什么时候走?”“首长没发话。”“天上地下水上,确定没有?”“我再请示一次。”“确定后报告。”“是。杨成武走下指挥塔,匆匆返回专列。毛泽东又在看那两页信,思考着什么。“主席,总理让确定一下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咱们就飞上海,你现在联系去吧。”“我先准备一下,看哪个飞机合适。”杨成武说着,赶往停机坪。停机坪上依次停不少飞机,有六架伊尔18,有几架伊尔14和子爵号,还有两架直升机。杨成武叫人找来大队长,问:“我要用一架飞机,哪架飞机保险?”大队长说:“这些飞机都可以飞。”“飞行员怎么”“都有一定经验。”大队长的回答都比较大而化之。“你介绍具体些,比较起来哪架飞机更保险。”大队长望着杨成武,眨眨眼,不明白这位总参谋长今天为什么这样“婆婆妈妈”。他向杨成武详细介绍了每架飞机的详细情况,及飞行员的技术思想状况。杨成武指着最后一架飞机:“我就坐这架飞机。”“这架你不能用。”大队长居然笑着朝他的总参谋长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这架状况最好,是谢副总理用的。别的任何人不能用。”“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火了,“我总参谋长用不了你一架飞机?”杨成武恼火和惊讶是有原因的。过去,派飞机有一套制度。可以说,不经总参谋长,任何人都无法擅自调动、使用飞机。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要行动,应该报总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用飞机,也必须报总理。如果总理自己用飞机,必须报毛主席。具体动一架飞机,有套必走的程序:首先是总参作战部接有关部门通知,马上报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批准后,再由总参作战部通告空军作战部,空军作战部报告空军司令员、政委,须空军司令员和政委联合签署命令,然后才可调用飞机。如果是老帅们坐飞机,也必须经军委秘书长和办公厅批准,而后按程序由空军司令员、政委下达命令,调派飞机。后来杨成武听说林彪在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朝”飞机出逃,曾感慨:如果过去的一整套制度不遭破坏,林彪怎么能调动飞机,又怎么能飞跑啊……制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破坏的。这位飞行大队长竟说:“这架飞机没有谢副总理的批准,谁也不能坐。”飞机调动居然成了公安部长谢富治权力!“再说一遍,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正要发作,远远看到毛泽东朝停机坪走过来。他急了,顾不及再讲“制度”、“程序”,咬着牙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低沉压抑的微吼:“这个飞机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要坐!”大队长像被电棍捅了一下,神经质地一激灵,身体挺直顺杨成武的目光瞟一眼,脸立刻煞白,汗也淌下来。“杨总长,我不了解,我不了解。”大队长解释时,身体像弹性十足的簧板那样一弯一弯,“我刚才讲的话是我不了解,我有错,我错了……”杨成武手指飞机:“不要废话。毛主席就坐这架飞机!”“是!”大队长全身挺直,立正。尔后报告:“杨总长,为了保险,我们两个大队长飞这架飞机,为伟大领袖保驾护航!”杨成武移动胳膊,手指横扫一大片:“这些飞机都要用,你们安排其他人坐。”“是!总长。”毛泽东这时已经走过来。杨成武迎上几步:“主席,我们就坐这架飞机,性能好,由两名大队长任正副驾驶员。”“噢,那就上这架。”毛泽东站到飞机旁,等候安排。此类问题上,他听工作人员的。怎么说怎么做。飞机没有那种民航使用的大梯子,只有飞行员上下飞机的小梯子,这种梯子要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在机场地勤人员指引下,一名卫士先爬上去看看,然后请毛泽东登机。毛泽东笑入乡随俗,随着另一名卫士,也手脚并用地爬上飞机。杨成武紧随毛泽东爬上飞机,安排毛泽东坐好。“这飞机是哪里产的?”毛泽东回顾着张望。“苏联。”杨成武回答。“什么名字?”毛泽东掏出一枝烟,并不马上吸,拿在手里捏来捏去。他也有这种习惯:把烟丝捏捏松,吸着省力,还可借捏烟的时间,起到控制吸烟量的作用。“伊尔18。”杨成武继续回答。“多少钱一架?”“不知道。反正好贵。”“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制造出这种飞机?”“我们正在研究,但还没搞出来。先仿制他的,但也不那么容易,材料不过关也不行。”“噢,是个综合能力问题。”毛泽东点点头,吸燃了香烟。他下意识地朝机窗望一眼,忽然若有所失地皱起眉头,喃喃一声:“想到长江里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主席,你先坐着休息,我去安排一下。”杨成武爬下飞机,对随行人员分派飞机。第一架是警卫人员乘坐的飞机。第二架飞机是毛泽东、杨成武、汪东兴、张秘书及两名警卫参谋王永良和肖良臣。第三架飞机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第四架飞机是警卫部队……不久,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响成一片,十多架飞机陆续沿上跑道,升上夜空,浩浩荡荡飞向上海……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机身轻轻一震,可以感觉到轮子在跑道上的颠簸和摩擦。杨成武的一颗心也随之落地。总算把毛泽东安全护送到上海。杨成武从机舱门探头望时,借大一个虹桥机场,空荡荡不见群众和往时排列的官员。航梯旁只站立一个人,是张春桥。他肃静恭立,独个儿神情冷冷,四周围人迹渺渺。杨成武爬下舷梯,同张春桥握握手,没什么话说,仰面照顾毛泽东爬下飞机。毛泽东同张春桥握手,也没说话,一行人奔车队走去。无声无息,毛泽东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毛泽东住楼下,有卧室、起居室和客厅。杨成武住楼下另一套房,那是以往江青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房走廊相通。“成武啊,”毛泽东坐下来喝茶,定定神,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我们安全到达。”杨成武挂电话时,毛泽东一直喝茶、吸烟、想心事。杨成武的电话刚打完,毛泽东扬起手臂:“你再打一个电话,让总理早回北京。武汉的问题一天两天解决不我还要看看,想想。叫总理注意安全。”杨成武第二次往武汉挂电话,毛泽东继续喝茶、吸烟、想事情。电话打完,毛泽东再次扬起手,指着杨成武:“成武啊,你去,安排人飞回武汉,看看武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群众舆论、社会情况、部队情况、各方面情况……”杨成武忙去布置。指派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作战部副部长李静飞返武汉,并要求:“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的毛泽东毫无困意。喝浓茶、吸香烟、想问题。他不时拿出那两页信纸看看。武汉这场乱,到底是什么性质?兵变?那就谁也无法出进武汉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趁他尚未下定决心”一行字上。顺顺利利出来了,可见陈再道没下死命令。都说徐海东活跃,但出来了,就说明徐也没下死命令……武汉问题当然要处理。不处理就没“王法”各路“诸侯’如果都效法之,哪怕是一个“诸侯”效法,后果亦足堪忧!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用他那高亢的声音对省委书记们讲:“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不久他又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无天。”现在看来,没“天”不行,一点不讲法也不行。陈再道就没“天”。毛泽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两年前的夏天,毛泽东在广州,正准备游泳,陈再道、许世友、王建安三位将军来了,希望见见毛主席。毛泽东对那些工农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战将们历来宽厚优待。何况又是四方面军出来的上将军,他马上在游泳池边的布篷下接待了他们。天太热,三员战将各个汗水淋淋,倾听毛泽东谈天说地。忽然,陈再道望望那池碧水,招呼也没打一个,将那身军衣一脱,扑通一声响,穿着大裤衩子就跳进了游泳池,不时从水中探出头痛快地喷水气。毛泽东愣住了,不再侃天下,望着陈再道游水。许世友和王建安也愣住他们这位老弟居然在毛泽东面前如此失礼,没有臣子样儿。特别是许世友,他远比陈再道粗犷鲁莽剽悍,但他又绝对忠孝,心里永远有个“天”,永远对“天”膜拜。他简直想冲那个没“天”没“地”的陈再道吼一嗓,再骂句“娘卖×的”!可是,毛泽东却反而喜欢这种没心术没头脑的朴拙憨厚。他历来认为“上智”、“下愚”可以“与共谋”,团结成就一番大事业;惟独“中才之士”难与为伍,这些人夸夸其谈,各有己见,互不诚服而相轻。胜则争功自傲,败则推倭抱怨,实在难成大事。“哈哈,”毛泽东笑着立起身,“你们游不游?我可也要下水”这一天,毛泽东游得高兴,泳后还留这三位厚重少文的将军一道吃晚饭。然而,三年后再看这件事,粗扩莽撞、没头没脑也会败大事,心里没“天”尤其了不得。所以,对陈再道必须严厉处理,给那些骄兵悍将作个例子,懂得“天”,懂得规矩。可是,处理还必须有个“度”,把握不准“度”就会乱大局,出大事。要把握准这个“度”,首先必须准确定性。性质不定就无法确定这个“度”。毛泽东再次招来杨成武。“成武啊,因不着!不睡了,散步去。”毛泽东叫着杨成武,踩过厚厚地毯铺垫的长廊,踱出楼外。繁星围拱着一轮弯月,静谧无言地俯瞰大地;海风送来新鲜和凉爽,清洗去夜的倦怠。“王力有消息了”毛泽东思索着问。“有消息下午接到电话,他是被二十九师的师政委张昭剑悄悄保护起来张昭剑说,他现在听空军的。”“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卡车、骑摩托,端刺刀……”毛泽东望住杨成武,“他们哪个师长你熟悉?”“牛怀龙,过去在北京卫戍区工作过。不过,全副武装。端刺刀还不清楚。”“以后听汇报,你、春桥、东兴要一起听。”毛泽东表情朦胧,但杨成武明白,一定是刘丰、吴法宪又向张春桥汇报了什么。毛泽东停住步,认真望住杨成武:“你看出了吧?那天我见他们两个,钟汉华就坐不住,要走……”“没看出来。”杨成武老实回答。“为啥坐不住?”毛泽东自语着继续向前走去,这一刻他大概又想起了那本“大书”。“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遂械系信以归。”很可能,钟汉华是怕当韩信,被“禽之”,被“械系”以归……钟汉华是政委,当然看书多,懂政治。“接触观察看法,”毛泽东思想连贯,但说话跳跃,有时省略许多内容,不知内情的人会以为前言不搭后语,“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作个手势,朝楼里返回,一边交待:“和北京武汉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灯光下,陈再道与钟汉华面面相觑。毛泽东困不了觉,他们更困不面对武汉的混乱局面,他们一筹莫展。“明天总理召集开会,也许能想办法稳住局势。”“唉,”陈再道长叹,“听天由命吧……”要说陈再道“头脑简单”,甚至“蠢”,也许有道理。但要说“反动”,他可想也不敢想,甚至也不会想。多少年后,陈再道也曾回忆了那个“七·二○事件”乃自己当时的想法:七月二十日来临了……清晨,我顾不上洗一洗一身由于闷热、烦躁溢出的汗水,走出了东湖宾馆二所,想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我到谢富治房间里刚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二百多名代表就愤愤地冲了进来。他们挤在谢富治房间的门口,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和谢富治一见这情景,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迈到了房间门口,劝他们到外面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为什么劝他们到外面?这是一条应急的“缓兵之计”。因为王力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损伤了这位“钦差大臣”,那我们岂不是更“罪上加罪”……我们谈判的结果很好,当时我是非常满意的。谢富治根据他们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他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得到谢富治的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候,躲在房间里的王力,同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他大概听清了谈话的内容,才壮着胆子走出房门,同我和谢富治坐到了一起。谁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又旋风般地冲进来几百个人。这些人,多数都是部队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要求接见等急了,便怒气冲冲地冲进来。他们一下子拥到我们面前,大声呼喊着要让王力接见。那样子,真是咄咄逼人,不容分说。我和谢富治都缄口不语。这些愣头愣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再也控制不住理智的约束,感情支配了鲁莽的行动,只见他们呼地一下扑过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那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就在我挨打的时候,王力趁机溜进了他的房间。这时,保卫人员喊道:“不要打了!有话说,有理讲……”那些挥动拳脚的战士,被这厉声制止住了,立刻把拳脚、枪托停了下来。在我头晕目眩时,他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的王力,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当时,我被打得浑身疼痛,已无力阻拦他们后面的行动,勉强把身子支撑起来,叫他们不要抓走王力。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已成了“投降派”,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最后,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去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合上就没那么简单。陈再道的观点和感情在“百万雄师”一边,但要他操纵“百万雄师”却不可能,武汉的局势决非他所能控制乱起来的导火线是谢富治、王力的讲话,支一派,压一派。但这不是根源。“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毛泽东这句话是对的。然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把群众组织分成“革命派”和“保皇派”,那就错误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和斗争。是根源。何况,这一划分,将决定“头头”们的权力再分配,也将决定普通群众回到本单位日子好过不好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大跃进”。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没讲“始作俑者”,讲“亲自发动”。然而对“群众斗群众”,他始终认为是“走资派”在挑动。他所受大文化的局限,使他再伟大也无法看到自己的悲剧。至少在武汉这场动乱中,他疑惑、愤慨、恼火,目光始终是盯着武汉军区,盯着陈再道和钟汉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一时三十分,他与杨成武散步后几小时,终于向江东兴发出指示。那记录上有三条。1.接触观察看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2.我离开以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3.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的打仗的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第一条无须多言。第二条,北京采取的措施是由林彪主持制定,分两步。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他们敢来不敢来。不敢来就证明有问题,是兵变。二步:起草处理武汉的中央文件;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三条,像朝鲜一样,军队不能不打仗。除了战场上打,那是少数,更多的是打思想仗。星光熹微,斗牛苍淡。伴着七月二十二日破晓的青光,决定陈再道、钟汉华及其麾下一大批指战员命运的时刻开始了三淡化事件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八时二十分。身体越疲劳,神经越兴奋,此刻的杨成武。电话铃响第二声时,他已奔出五步,拿起话筒。是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我们都到”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全能明白。“我们”是指北京来的人,自然包括王力。王力受到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上。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受周恩来之命寻找王力,张昭剑推说不知。七月三十一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实情,将王力送到武汉空军驻地,半夜又转移至山坡机场,二十二日晨与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见面。“正同林总商量。”周恩来继续讲,讲得慢,便于杨成武记录,“天气许可要你回去一趟,夜航。商量部署,请示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动身先打个招呼。”夜航北京,可以在飞机上睡个把小时杨成武才动这么个欲望,便不由得打个哈欠。“对外的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杨成武知道这句是说“七·二○事件”。从电话来看,那边形势不紧,总理讲话谨慎含蓄,也许怕窃听。九点四十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告诉杨成武:“主席起来了,你可以去”吴旭君是上海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到毛泽东身边来任保健护士;个子不高,生得玲珑秀丽。后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结婚。她不但负责毛泽东医护保健,也兼管抄录整理毛泽东的诗词新作。在上海,她也兼点秘书角色,杨成武送材料传事情都是经她之手之口。像往常一样,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吸烟,等候杨成武。他的眼球里隐约可见缕缕血丝,显然又没睡好觉。他没有同杨成武打招呼,一天见几面,似乎可以免了,只庸懒地朝茶几对面的沙发示意一下。杨成武落座,身子前倾:“主席,总理来过电话,王力已经到了王家墩机场……”也许是过度疲劳,也许是听说王力没事,只受了些轻伤,因而情绪变缓和,毛泽东听完报告,沉默片刻才讲话;声音一改高亢清亮,显得低沉缓慢:“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他像是在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直到那枝香烟吸完了,才说:“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不好,错就是快也总要准备一下,动员。”杨成武在纸上记录,因为林彪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毛泽东一句一顿,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毛泽东望住杨成武:“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看处理武汉问题有无徐向前和叶剑英参加决策。“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军区状态——江西、湖南、河南。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最好。”杨成武说:“武汉还在游行,还得做大量思想工作。”毛泽东点头:“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他没有肯定这个方式,仅仅提一个可能性,马上转向目的:“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他分化,不然他就会调动农民。”“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了电报。”“海军暂时不动。”毛泽东断然说,“派兵问题要谨慎。”“主要还是做政治思想工作。”杨成武说。“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讲过,各军区的会议隔一二个月就开一次。八月上旬或中旬,江西、浙江、河南、湖南解决差不多了,开一次会。”杨成武补充:“还有广西、甘肃、山西。”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作为“锗误”处理,而不是“兵变”,这是毛泽东思考一夜的主要成果,与王力回来了也不无关系。杨成武问:“我今夜飞北京,主席看时间怎么安排?”“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杨成武松口气,直一直腰。关于武汉问题心里已经有了大数,他开始请示汇报北京的事情。“八·一建军节就要到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九月九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为什么要改为九月九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毛泽东面露愠色,声音一下子提高上来,“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八月一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其他起义,包括你们闽西地区的起义,都是地区性的。”杨成武感到事情重大,紧张记录。并且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过目后,加一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记录完毕,杨成武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帅都要到,不许请假。”杨成武犹豫道:“现在有人骂我们朱总司令。”“怎么骂?”“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混!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一脸厉色,“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骂朱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谁讲的?”杨成武张张嘴,没说出名。因为是中央文革几个人都讲过的,他不敢回答。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长征时,张国焘我们天天谈。张要南下,搞分裂,叶剑英把张国焘一个电报单人独马送给我和恩来看我当时拿个纸烟盒,一边把主要内容抄了一下,一边问叶剑英:‘你怎么出来的?陈昌浩’他说:‘陈正在开会讲话。’我一边抄一边催他:‘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毛泽东用手掌拍拍颈项,朝杨成武睁大了眼睛感叹:“毛张差点掉脑壳!”杨成武也不胜感慨,频频点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用他那湖南腔,抑扬顿挫评价道,“叶剑英!”杨成武又点点头,急忙记下来。“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当参谋长,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个电报,邀叶挺、贺龙到庐山,想在庐山把叶挺、贺龙扣留起来。这个事,“又是叶剑英立功。他是参谋长,知道此事危害性,就邀叶挺、贺龙到周瑜练兵的烟波湖划船,把消息告诉了叶。贺:一定不能上庐山。叶、贺没上庐山,搞了南昌起义……”杨成武回京后曾问叶剑英这两件事,叶剑英说有这个事。并感慨道:“成武啊,我要是升官发财,我就不参加共产党我是参谋长、师长,我把一个师的薪水放银行一个月就发大财了,不用贪污就可以发大财。我那个时候人党是革命低潮人党,我这一生也很难哪……”讲过叶剑英两件功劳,毛泽东又带了忆念的神情回顾一段私情:“宁都会议,我下台,没到前线去。叶剑英陪我参加宁都会议,挨批后,又陪我回来,到大柏地。两个人还对了一首诗呢,我写了一首,他对了一首……”毛泽东脸上浮起一层缥缈的梦幻般的遐想,好像有什么美妙的东西令他神往。静了久久,才吭一吮下唇,冲杨成武笑笑,点点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杨成武也再次跟着点点头。“你参加红四军的九次代表大会没有?”毛泽东在回想中忽然问一句。“没有。”杨成武摇头,“我那时还是个娃娃哩。”“你怎么知道古田会议的?”“政治委员传达的。”“你们那个闽西啊,特别好!”毛泽东仍然沉浸在美妙的忆想中。“为什么?”“老百姓特别好。我下台后,在你们闽西活动,非常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老百姓每天早晨在我起来时,给我送一颗刚下的鸡蛋,说请毛委员吃鸡蛋。闽西也有两个缺点,跳蚤多。臭虫多……还长脚气!”“哎呀,主席,”杨成武笑了,“你是先生,是穿袜子的,所以长脚气。我们闽西老百姓打赤脚,没袜子也不穿鞋,回来晚上冲凉,踩木拖拉板就回房睡觉了,打赤脚肯定不长脚气。”“噢,你说的对,有道理。我就没分析这个问题。”毛泽东连连点头,说:“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下来,这次会议毛泽东没参加,主要是朱德、陈毅搞的;八次代表大会,毛又下来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毛又选上”毛泽东不自称“我”,直呼“毛泽东”,表示谈历史的郑重。杨成武忙又记录。“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毛泽东首先用肯定的语气讲,而后接着说:“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毛下台。会后陈毅到中央汇报,他如实向中央报告了七大情况。八大陈毅没参加,九大陈毅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九大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所以陈毅同志是位好同志。”杨成武记录之后,说:“北京我们的老帅都非常紧张。”“为什么?”毛泽东惊讶地睁大眼。“人家要打倒这个老帅,打倒那个老帅……现在有主席的评价,他们就可以放心”“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毛泽东掰着手指:“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但不敢点明,也不便再多问。他问了贺龙:“主席认为贺龙”“贺龙我过去讲了一些话,多次讲了,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嘛,‘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你回去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将大手一划:“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致词由杨成武致词。”杨成武吃一惊,忙说:“不行不行。主席,我怎么能祝酒词呢,应该是老帅。”“哪个老帅?”毛泽东稍侧了头问。“叶剑英。又是元帅,又是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杨成武看一眼腕上的表,两个小时过去了,已是十一点四十分,便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补充?”毛泽东略一沉吟,轻轻一挥手:“去把他们几个叫来……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杨成武一怔,随即默默而郑重地点了点头。几分钟后,杨成武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一道回到客厅。几个人简单汇报情况。武汉军民仍然“百万大游行”,带武器,口号激烈。周恩来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毛泽东这一生,容不得挑战,有挑战就一定奋然迎战。他的脸色沉下来,冷冷说:“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已经暴动要谈去北京谈。”毛泽东记住林彪的话,看陈、钟敢不敢到北京。同时,他也考虑谈不成会激化矛盾,后果堪忧:“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还是早点离开好。现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头头未最后下决心以前,早点离开。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做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能不能谈谈试试?”有人建议。“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让承认他是革命组织!”“除了北京,就近另找个地方谈”“另一办法,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略一沉吟,又摇摇头:“不必了,还是离开。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北京决定开百万人欢迎大会。”“你们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成武、汪东兴不在,人们马上会猜到毛泽东不在家。”毛泽东指汪东兴:“你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见报时,要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出席。”毛泽东的大脑,一刻也无法停止运动。“吃三次安眠药困不着。”他对武汉的态度,对陈再道的态度,几天里变了又变。如果只是一个陈再道,打倒就行,犯不着费这么多心,问题是他要看全军,看四方面军和各山头出来的将军们,要看……林彪!于是,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就难下决心下午一点半,下午五点,又连续找杨成武、汪东兴,以及余立金、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谈话。“要把城市的独立师进行调整!”毛泽东说出了他的最新考虑结果。“成武,一个部队驻一地太久不好。你们北京军区那个六十六军驻天津太久,越久越不好,有了瓜葛。武汉就是例子,独立师和群众组织拉在一起,和地方许多人拉在一起。还有好多独立师,各城市都有,每地都有。”毛泽东停下来想想,放慢声音:“三年一换,四年一换比较好。否则住久了,千丝万缕,关系太复杂,东西太多。不是毛驴能拖走的,汽车、火车也拖不动了,坛坛罐罐怎么打仗?要调换。”他用征询的目光望住杨成武:“杭州就可以开始吧?”“部队就要令行禁止。”杨成武道。“那就先从杭州开始。可能不满意,但要执行。”后来,杨成武坚决执行确如毛泽东预计的那样,不满意,东西多得拉不了,拖不动。许多指战员情绪大,甚至朝天放枪,一片声喊:“再见了,杭州……”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几万人翻腾起一方“红海洋”,震天的口号声中,王力被用轮椅推下飞机。他胳膊上吊了绷带,腿部被小洪山上的荆棘扎伤多处,留下一些刺儿。谢富治、王力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记者摄下了谢富治、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擎“红宝书”,紧挽臂膊的照片。这正是毛泽东在上海谈军队调换驻地的同一时刻。周恩来的专机也在此前降于西郊机场。数小时后,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杨成武的飞机也降落在这曾经翻涌“红海洋”,现在变得一片清寂的北京西郊机场。他立即驱车赶赴钓鱼台十六号楼,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太及时了!”周恩来边看杨成武关于“最高指示”的记录,边听他的汇报,只讲了这么一句痛快话,马上返回会场,对参加碰头会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并当即指示,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区发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队政委巴方廷进京开会。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陈再道等人早有思想准备,闻令立刻起身飞向北京。他们明白,此刻的行动越迅速越好,稍有迟疑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恶果。在陈再道等人起身赴京的同时,周恩来匆匆结束了“碰头会”,拉上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救火去!”汽车飞驰。周恩来手按电钮,将隔音玻璃升起后,才拍拍杨成武的手背,长出一口气道:“老帅们日子都不好过,主席的指示真是救火的及时雨外交学院正在人民大会堂批陈毅,有主席的指示就好办”那是没明没夜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像吃错了药,亢奋得日夜难以平静,通宵的批判会,人声鼎沸,毫无疲惫衰竭的意思。杨成武随周恩来走入蒸笼一般的会场,来到前排人座。正在听取批判的陈毅与那些被报纸点名打倒的“叛徒”、“特务”还不同,除回答问题外,听取批判发言可以坐着。坐着也“不老实”,可以东张西望,可以和旁边人交头接耳。见杨成武跟周恩来进会场,眼睛立刻亮起来。他知道杨成武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有什么消息?”他拉住杨成武咬耳朵。“有。”杨成武脸上流露出一丝开心的笑,“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两眼放出光彩:“怎么讲的?你说说当时情况。”“主席当时是坐在沙发上,边抽着烟边讲的,表情挺轻松也挺高兴。”陈毅忽地立起身,满脸放光,蓦地喊了一嗓子:“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场陡然一静。杨成武怔住了,整个会场都怔住了,真是万籁一瞬俱寂,只剩陈毅挺胸扬首、缓缓扫视一圈会场,郑重宣布:“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最初,当陈毅宣布打开毛主席语录时,出于习惯和条件反射,多数红卫兵都开始翻语录,当有人说。“语录只有二七○页”时,陈毅的大嗓已经钟鸣一般响出了“陈毅是个好同志”。片刻的惊诧、痴愣,一道怒吼声划破了沉寂:“你造谣!”顿时,造反派们炸锅了,一种受到戏弄的愤懑之情潮一般涌起:“陈毅不老实就叫他灭亡!”“陈毅伪造最高指示罪该万死!”陈毅从容而立,开心地瞧着“娃娃们的热闹”,那些不懂政治又极热衷于政治的“红娃娃们”终于疑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不懂政治的人也明白,“最高指示”无异帝皇之圣旨,伪造圣旨是万死不赦的大罪,陈毅再豪爽不羁也不敢如此儿戏神圣啊……会场在疑惑的情绪中渐渐平静,陈毅已然换了严肃的神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一贯严谨的周恩来也不禁为之灿然、频频点头证明:“同学们,主席最近是这样讲的。”“好,请同志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陈毅一字一板地大声念:“陈毅是个好同志!”会场再次轰然大哗。有人跟着念,有人开心大笑并助以掌声,也有人心有不甘地议论纷纷……五个小时后,即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陈毅的笑谈神圣传入毛家湾。林办的秘书和内勤们无不为之捧腹。“陈老总就是这么个性格,洒脱不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千古风流。”“主席还能不了解陈老总?从井冈山到现在,开国元勋哪!”“有人开心就有人不高兴啊……”正聊得热烈,叶群推门而入:“议论什么呀?高兴成这样。”马秘书把陈老总领着红卫兵学习“最高指示”的故事讲讲,叶群也忍俊不禁地扑哧一笑:“陈老总就是这样的性格,能逗人也能气人。”她煞有介事地吁口气,“唉,其实毛主席和这些老帅们是有感情的。首长对这些老帅们也是有感情的。”她喘口气,脸转向王秘书:“我要给杨总长通话,你给我挂通。”二十年后,王秘书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我退了出来,回到会客室,在卫生间挂通了电话。对方说:‘你是林办我是杨成武。’我听出是杨总长的声音,说:‘杨总长,叶主任跟你通话。’“我把听筒交给叶群,就退到会客室。“叶群给杨总长通话,非常客气,非常热情:‘喂,杨总长吗,你好吗,这样热的天,你往返奔波可够累的……可注意身体呀!林总对你很关心。你要多保重……主席在上海可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再回上海代林总向主席问好。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一定来呀!……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他和主席的意见一样。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噢!没有……没有就算’”绕山绕水,拐弯抹角,叶群没有从杨成武嘴里挖出任何消息。总参谋长回京,首先应该向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汇报工作,可杨成武却跳开林彪,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什么意思?叶群的脸同她的心境一样阴沉下来。谁也无可否认:这是封锁。杨成武自己也明白,避开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只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是不正常的。但这是毛主席的意图,他只能无声地执行。放下电话之后,他的脸色也很沉重。他处在夹缝中:一边是最高统帅,一边是副统帅,这样的政治格局,危难临头是绝无闪避的可能……沉吟之后,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去林办请示工作,也不带夫人孩子去毛家湾看电影,尽快离京返沪。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黄浦江发出雨后的喧啸,上海的天空澄清许多。杨成武下午三点乘飞机离开北京,在飞机上打个盹,两个小时后,又振作精神赶到上海虹桥宾馆。他径直去见毛泽东,在他常坐的沙发上,隔茶几前倾着身子,向毛泽东汇报北京、武汉的形势。“昨天凌晨三点,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七·二○事件’,实际是武装游行。同时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今天凌晨三点,陈再道和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刚住进京西宾馆就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噢?”毛泽东掀起眼帘,“陈、钟接电报就进京了”“是的。”“嗯。”毛泽东点头,释去对陈、钟谋反的疑惑,却又生出另一种警惕:“他们进京的消息怎么传出去”杨成武耸耸肩,难以回答。毛泽东理解地点头。“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找陈再道辩论。周总理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造反派不听他的。总理又找谢富治,生气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谢富治也急了,赶去做工作,把造反派弄走”“嗯。”毛泽东松口气,脸色依然阴沉,紧张思索着什么。“北京出现许多反徐向前的大标语。”“哪些人?”毛泽东阴沉的面孔又添一层严厉。“三军造反派。”杨成武尽量用平淡客观的语气汇报,“说是揪陈再道、钟汉华的黑后台。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许多人都坐车去京西宾馆转了几圈。”“还有哪些人去”毛泽东的两眼变暗,眉毛渐渐锁紧,嗓子似乎受到了烧灼,声音变得有些沙哑。“叶群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都去陪同,有几十辆小车。”毛泽东阴暗下来的两眼突然闪烁一下,马上又变黑,把手一挥,作了个烦躁的手势:“还有什么情况?找代表性的。”“南京造反派也冲了军区,许世友坐车冲出大院不知到哪儿去了……”杨成武闭住了嘴,因为毛泽东的脸色变得有些吓人。他把眼睛闭住了,好像内心的怒火就要喷发,刹那间,他有力地约束了自己,沉默有几分钟,像是风暴过去,汹涌的波涛受了阳光和蔼的照拂渐渐平息。他抬起有点苍白的脸,掀开眼帘,朝杨成武轻轻挥挥手,低声说:“你先去吧,有事我叫你。”红日西沉,鸦鹊奔林高噪;小院清幽,伊人出楼轻言。晚饭后,毛泽东又单独叫来杨成武,相随出楼,沿虹桥宾馆草木间的小径散步。“这么一闹……”毛泽东已是心平气和。他仍然思考连贯,讲话跳跃,省去一些过程话:“是不是一大批人就会反对我?”“不会的。”杨成武马上明白所指,“没有主席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党和军队和人民,爱戴主席;两派三派,各派对立,但都是拥护主席的。武汉就是例子。”“都打我的招牌。”毛泽东略带自嘲。“都想跟主席干革命,只是跟上跟不上。”“陈再道你过去认识”“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噢。”毛泽东心有所想,漫应一声。走过一圈路,像自言自语,又像问杨成武:“他会反对我”“我看不会。”杨成武口气里带着自信。“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于革命的,反对你等于否定自己大半辈子的奋斗,不会那么傻。所有我们的老党员老干部都不会反对,都想保护毛主席的安全。”“对,对,对。”毛泽东迈三步讲三个“对”,然后深吸一口气,痛快地吐出去:“是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他也不会到北京去”毛泽东停住脚步:“陈再道现在在哪里?”“不知道。”“钟汉华”“也不知道。”“你打电话问总理,找到他们,要他们回京西宾馆住起来,保护起来。你向陈再道传达我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毛泽东的声音越讲越轻越温和,他已经继续向前走去,身后留下毫不带感情的淡化了的声音:“明天你返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作犯错误处理嘛。警惕有人做文章。让张春桥去找许世友谈谈,他们两个不要对立,统一不了就调和。”杨成武的脚步随着毛泽东放轻放松放缓。他抬眼望去,天际那火红的晚霞正在淡化,悄悄化作了一抹淡淡的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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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兵变事件,这次兵变,差点危及到毛主席的安全,那么“七二〇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请听小编慢慢道来......

这得从举国震惊的“720事件”说起。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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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坐镇武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最终罕见地乘坐飞机,落荒而逃。“北航红旗”早期负责人戴维堤在《逝者如斯》一书中,结合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书籍,还原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1967年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公安部长谢富治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二十九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惊了全国。

(戴维堤,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在文革开始时为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学生,是该校最早反对文革初期由国防科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的人士之一,从而成为后来北京高校中有名的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导人。)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这就是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

关于“七·二〇”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师东兵写的巨着――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7月23日凌晨3点,中央发电通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开会。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

话说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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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了“同志”两字。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开始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7月26日,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再道一走进这个会议室,就感到会场气氛紧张,出席者表情严肃,似乎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开头炮定调:“‘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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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他接着在场的徐向前元帅:徐向前,早在2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发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顿时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周恩来立即呵斥吴法宪,气愤地说了四个字:真是荒唐!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自1967年9月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满怀惊喜,高举右臂,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吴法宪,望着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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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晚年在其着述《吴法宪回忆录》中多处认错道歉。如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开会面对面批判陈再道上将、钟汉华中将,吴法宪出于“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打了上将陈再道一记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吴还检讨了自己“错误地批判朱德委员长与李先念副总理”。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1972年后,陈再道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葬于湖北麻城烈士陵园。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197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七二○事件”平反昭雪。11月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大会,为“七二○事件”平反。

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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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6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6号去的。”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XLW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1978年,华国锋为何瞒着中央军委偷偷搞大阅兵?事后遭邓小平批评的为何是苏振华上将?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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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还有,陈文说,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怎样的一种较量?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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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陈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XLW

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远离公众视线二十七年。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他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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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党内已经有酝酿,最早可以说是中共元老之间的个别议论,这其中,叶剑英元帅起了举轻若重的作用。叶剑英和“四人帮”的公开对抗,可以追溯到1967年,发生在京西宾馆的会议。

会上为维护军队稳定,反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插手军队,叶剑英和徐向前等老帅进行抗争。叶剑英当时为此大发脾气和江青拍了桌子,震裂了小指骨,这就是着名的“三老四帅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在十几天后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和其他的老将老帅,再次对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抗争。然而,毛泽东把这次会议,最终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史称“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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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叶剑英多次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但是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袭来。叶剑英又再次受到“四人帮”的攻击,最后被迫“养病”赋闲在家。但是此刻,叶剑英仍然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要职。而他的在军队和老干部当中的威望,使他成为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的中枢。

金沙城中心娱乐网址,在此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帅又和华国锋一起运筹帷幄,指挥了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精彩的。

晚年的毛泽东最终没有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进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让局势更加严峻。事后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们,已经有很多的反思。很多老干部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很多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也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些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也更加痛恨。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之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一个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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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今天成前上万的工农兵同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总理爱人心,人心热爱周总理,这就是历史的最好的见证。

解说:在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活动中,有一位老帅也悄悄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就是在军队和老干部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叶剑英。

周美华(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让我们一起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那个盛大的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它的右侧转了一圈。几次在这过程中,几次首长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给制止了。

陈晓楠:对于自己的妻子,毛泽东还多次讲过,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并要求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974年12月23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四人帮”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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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礼:主席讲的当中讲过,这个“四人帮”的问题特别讲过,今年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们知道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丁家琪(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博士研究生导师):这个东西是非常管用的,叶帅把它视为“尚方宝剑”,后来就是抓四人帮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帮”是在何时

解说:有关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说法,最早来自1974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动不动给人戴帽子”,并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说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她也算是上海帮。

刘诗昆:在1974年、1975年那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一再特别批判江青,在中央的会多次,所以这个“四人帮”的词怎么来,就是那个时候毛主席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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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在杨正泉看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的做法,激起了当时中国人的强烈不满。1976年上半年,民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

嘉宾:我如实地说,在中央电台那个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时候,跟着那时候“四人帮”那个调子,是宣传得很起劲。就在四五那一天,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给驱散以后,我听到我的一个领导说,“四人帮”的人和中央的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的上层,通过那看着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把这些人驱散以后有些人就高兴说,干杯,倒上茅台干杯。把这个消息就传回来,说是,紧接着又说,你们一定要播好这消息,播好这些文章,但是我说明白一点,这并不代表着电台的人心。

王洪文曾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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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65年,由江青、张春桥组织下,姚文元编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法定的接班人,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个时候,“四人帮”势力空前强大。

隐退27年对一件事绝口不提

陈晓楠:2008年8月20号,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华国锋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但也是一个从显赫到沉寂转换得最快捷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不会忘记,没有华国锋便没有“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粉碎“四人帮”可以说是华国锋一生最辉煌的业绩,然而遗憾的是,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度过了二十七年远离公众视线的生活。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这个远离政治的老人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XLW

1976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提到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看到后,说“不对,此话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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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华国锋

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9月17日、19日、20日、23日,紧锣密鼓地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

如9月17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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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刘少奇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

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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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9月21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阴谋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

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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