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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战犯为何高呼,哪件事之后华国锋接班人地

文章作者:历史人物 上传时间:201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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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哪件事之后华国锋接班人地位被确定

1975年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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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释放政治犯。政治犯就是国民党从1927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国民党要表示诚意,要释放政治犯。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个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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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个政策早在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次会议上就宣布过。那时海峡两岸硝烟未散,就是回去了,蒋介石也不会放过。所以没有人提出回台湾的要求。现在则不同,第一,中美关系改善,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驱蒋案。世界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达99个。台湾的外交连连受挫,空间越来越小。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政策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第二,美国这个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的关系都可以改善,和台湾关系改善更不在话下。战犯们思念亲人,也想回台湾。第三,台湾岛内的情况也今非昔比,发生很大的变化。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享年89岁。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光复大陆的口号黯然失色。这正是打开两岸关系的契机。

孙子兵法曰: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永远掌握主动。虽然他身患重病,还可以出此奇招,令对方猝不及防,真伟人也。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国内外反应强烈。

19日早上,抚顺的战犯集中到大食堂听广播,当听到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消息,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活着出去。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抚顺的特赦大会在俱乐部举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金沙城中心娱乐网址 4华国锋

22日,293名特赦战犯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四长会议的300人左右在这里刚结束,就住上特赦的战犯。可见共产党对释放后的战犯是一视同仁,说到做到。

金沙城中心娱乐网址 5华国锋与邓小平

23日下午,北京饭店大厅灯火通明,从人大会堂建设好后,很少在此举行这样高规格的宴会。会场喜气洋洋。293名被特赦释放人员全部来了,他们身上穿着新的蓝色的军便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几十年未谋面的老熟人打招呼。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参加接见和宴会的除中央、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外,还有前6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杜聿明等,李仙洲特地从山东赶来。还有这次特赦的黄维等人的家属。

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吴德和政协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步入会议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万分激动。

叶剑英元帅在会上讲话,重申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会议气氛庄严、热烈,高潮迭起,场面动人,催人泪下。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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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的情况简报及时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很满意,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现在最低生活费是300多元时,人们想不出当时200元的购买力有多少。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金沙城中心娱乐网址 7工作中的华国锋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看到各方报纸的报道、评论,十分满意,自然对主管此事的华国锋更加信任。7月14日,毛泽东在和江青谈文艺政策调整时,特意谈到此事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百闻不如一见”

黄维(1904—1989),江西贵溪盛源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

昔日的战犯之所以高呼“毛泽东万岁”,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改造中亲身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从内心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其次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令他们钦佩不已.

  一九五七年春,管理所宣布:人民政府决定,让战犯们到北京、天津、东北等地参观。杜聿明喜出望外。在长期的学习中,他从报刊上和亲友的通信中,得知新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淳良,非常向往。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现在能够亲眼看一看新中国的面貌,该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1948年11月初,著名的淮海战役打响了。

胡新民:特赦战犯为何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战犯们先在北京城近郊区参观了一星期。在城区,参观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杜聿明在这座有三层楼营业面积的大楼里,看到货架上商品种类繁多,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顾客熙熙攘攘,售货员态度刑到和蔼。确实是供销两旺,反映了国家工农业的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心中感到满意。

战役中,首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是国民党第七兵团黄伯韬部队。蒋介石为挽救其失败命运,又调十二兵团黄维部于11月8日从河南驻马店地区出发,前去徐州解刘峙部队的困境。十二兵团是全副美械装备的部队,有士兵12万人,机动车500多辆,各种火炮、轻重机枪一应俱全。黄维想仗着精良的装备在双堆集一带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且自认必胜无疑。谁知战斗一打响,他的部队便连连失利,战局急转直下,解放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政治攻势也越来越强。在突围中,第八十五军一一O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致使黄维部队锐气大减。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全军覆没,包括兵团司令黄维在内,所有未战死的官兵都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作者:胡新民

  在城区参观以后,又参观了永定河上游的官厅水库。永定河水系历史上是有名的害河,暴雨时河水横溢,下游泛滥成灾;枯水季节,河床干涸,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人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采取根本治理,一劳永逸,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措施,经过调查研究,就在永定河上游隘口修建了官厅水库,以资管毂调节,让水源驯服地为人民服务。

刚被俘时,黄维非常不服气,认为两军对阵,各为其主,谁胜了谁走运,谁败了谁活该。因而不仅向收容人员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拒绝在劝降信上签字。当时他冷冷地对解放军干部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打了败仗!”当解放军干部给他拍照时,他故意掉过头去,使相照不成。

这些昔日的战犯之所以高呼毛泽东万岁,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改造中亲身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在战犯管理所里的学习使他们弄清了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从内心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其次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令他们钦佩不已,共产党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神奇地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美丽的家园。这样的对比,对于战犯们思想上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然后是毛泽东特别重视战犯的特赦,毛主席对战犯特赦的指示,都先后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战犯们的耳中。因此。当他们听到特赦消息时,不论经历改造时间的长短,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的百感交集,使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杜聿明和其他战犯在参观时看到,主堤大坝巍然屹立,锁住了桀骛不驯的苍龙,库内碧波万倾,一望无际。靠大堤北端,装有五万千瓦发电机纽,利用库水发电,空山峡谷也在为社会主义建及贡献力量。水库四川,群山掩映,风景绮丽,使祖国河山,平添春色。

不久,黄维被押送到河北省西部井陉的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并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此时的黄维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灭,确信自己必死无疑。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罪恶。早在1932年至1935年间,他曾多次参加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在这次淮海战役中,他又指挥他的十二兵团与解放军进行激烈的对抗,虽然被解放军全歼,但亦使对方受到严重损失。对于这种人,共产党能轻易地饶他的命吗?

最近播放的电视剧《特赦1959》不少场面都很感人。特别是最后一集,在在宣布特赦名单的会上,响起了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的声音。

  在北京还参观了京棉第三纺织厂、电子管厂等工厂。杜聿明从在京的实地参观中初步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确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砸烂重重枷锁,起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大大出乎黄维的意料,解放军不仅没有把他杀掉,相反,在生活上还给他以优待。在这个看守所里,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以小米、玉米和南瓜为主要食粮,每月只能吃一次面粉,而黄维每星期可吃到5斤面粉,几乎每顿饭都有三菜一汤。如此悬殊的区别,使黄维百思不得其解:共产党为何这样对待誓死与他们为敌的战犯?

这些昔日的战犯高呼毛主席万岁,应该不外乎三种原因。

  一九五七年秋,人民政府组织战犯们到外地参观学习。管理所领导作了缜密的安排:参观程序,由近及远,先到天津,后到东北;对战犯的旅途安全以及生活卫生,都给予充分的注意,以保证能够愉快地进行参观。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井陉看守所也随之迁到了北平的功德林。功德林地处德胜门外,早先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监狱。民国4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罗文干将这里进行改建,使之成为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功德林便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为北京战犯管理处。这座监狱占地百余亩,围墙丈余高,院内有花园、菜地、运动场等。战犯们集中到这里后,统一进行管理。黄维对共产党的宽大教育政策一直持怀疑态度,根本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自己的敌人,认为“所谓宽大政策不过是欺骗宣传而已”。因而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在行动上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而至于常有越轨之举。

第一,他们在改造中亲身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但使他们思想认识起到实质性的变化,则是学习的结果。战犯管理所提供的学习资料,既有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也有关于革命历史和时事的书籍。这些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在学习中终于弄清了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从内心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

  到天津,杜聿明一行住在闹市区的一幢大厦,凭栏俯瞰,街上行人如织,五光十色的商店橱窗,以及远处矗立着的工厂烟问尽收眼底,一派工业城市的繁荣景象。在天津,杜聿明等参巩了工厂、学校,还特地参观了杨柳青工人疗养院。杜聿明知道,天津过去是帝国主义侵略旧中国的基地之一,市内遍布租界、洋行,工人在洋人开的工厂里做工,像牛马般地紧张劳动,却终年不得温饱。今天他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作了新中国的主人,真正赢得了“劳工神圣”的称号,享受到应有的待遇。他由此理解到:工人阶级革命斗志之所以特别坚强,对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拥护,不仅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也是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一天,管理所组织战犯们学习有关四大家族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书籍,并进行座谈,黄维竟反感地说:“按照书上说的,国民党的银行都是蒋介石一家的,那么共产党的银行就都是毛泽东一家的了!”

第二,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令他们钦佩不已。

  在东北,先后参观了沈阳、鞍山、长春三大城市。在沈阳参观铁西工业区一座机器制造厂时,厂方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师傅担任现场讲解。杜聿明对于机械特别有兴趣。他聚精会神听解说,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傅请教,所提问题都得到满意的答复,交谈极为融洽。有人间起老师傅的经历来,老师傅说,他原是这个厂的资方代理人,在日本投降,俄国人和国民党进入东北接收之际,这个厂机器被拆走,只得停产。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才把这个厂恢复起来,并大大地加以扩充发展,超过了以往的规模。他参加了工厂的重建工作,受到党的重用,现在是八级工待遇,每月工资为一百零八元,生活过得很好。杜聿明和战犯们都翘起了大拇指向他道贺,并齐声称赞共产党对于资本家也不绝对排斥,让他发挥一技之长,成为有用之材。

黄维话音刚落,立即遭到全组人员的反对,大伙儿令他写出书面检讨。黄维立即坐在桌前写了起来。有人凑过来想看看他写了些什么,哪知看到的却是这样两句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1958年五一节,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们观看游行。在群众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他们看到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向毛泽东喊出发自内心的口号和欢呼声时,他们便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衷心拥戴他的广大民众是不可战胜的。

  杜聿明等在鞍山,参观了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他们看到了炼铁高炉出铁时,铁水奔流、火花四溅的壮观场面,还参观了无缝钢管厂、工人食堂,并在那里进餐。杜聿明等在鞍山的参观,感触也很深。回忆十年前,他们曾盘踞着这块地方。那时鞍山到处是败瓦颓垣,荆棘丛生,一片荒凉。而十年后的今天,铁水奔流,钢花闪耀,一派兴旺景象,成为新中国的钢都。今昔对比,真有霄壤之别。

这下可激怒了大家,组长、副组长等人首先向黄维扑了过来,黄维也不甘示弱,起身就与他们对打。由于黄维用力过猛,一个没留神摔倒在地,把脸都磕破了。值班的管理员闻讯赶来,才平息了这场“恶斗”。在听取了旁观者的详细汇报之后,管理员严肃地指出,黄维所提出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需进一步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同时也指出,对方虽然观点正确,但动手打人也不对,是思想落后的表现。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组织的外出参观时,展现在战犯们眼前的是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新世界。在重钢、重电、火车站、都邮街百货公司、金刚坡农业生产合作社、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医学院、人民大会堂共产党仅用了短短六年时间,便神奇地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美丽的家园。这样的对比,对于战犯们思想上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许多战犯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接着到长春参观,最使杜聿明激动的是参观投产不久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他在装配车间看到从流水作业线上每八分钟开出一辆汽车时,不禁胸中热血沸腾。到了停车场,一看到那一排排光彩夺目的崭新卡车,他立即扑向前去,抚摩观赏,久久不忍离去。杜聿明原来是搞机械化兵种的,饱尝过使用进口坦克、汽车受制于人的苦味。现在面对祖国自己生产的汽车,他怎能不万分激动呢?!

以后,为了加强对战犯的思想改造,使他们多多接受新事物,尽快从旧思想旧意识中解脱出来,管理员鼓励他们多看书。此时,对党的改造政策仍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的黄维,虽然也想看些书以摆脱空虚和烦恼,但对那些政治书籍根本不感兴趣。他偶然发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误以为是一本有关冶金方面的书,便买来看了。可当他发觉里面讲的尽是布尔什维克时,立刻胃口大倒,但又不好扔掉,便悄悄将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当手纸用。很快,这件事被同组人发现了,他们便再次对他群起而攻之,批评他是“侮辱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黄维对此根本不在乎,漫不经心地反驳说:“这书我已看过,现在是发挥他的第二次使用价值。”

金沙城中心娱乐网址,山东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赴东北的吉林、长春等地参观工业生产,看新闻纪录片、电影等,让他们了解解放后我们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国民党某师少将师长在济南参观治理黄河展览后,讲述了他当年带兵在花园口决堤,造成千百万人民群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罪恶,由衷地说:

  在长春,杜聿明等还参观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皇宫,以及郑洞国驻过的指挥所。回到招待所座谈参观感受时,杜聿明以改造皇宫建筑和改造人的思想相比拟(东北解放后,原溥仪住的皇宫,——度曾经改为“地质宫”。),作了一个发言。他说:“今天的皇宫参观对我很有启发。过去的皇宫今天改为地质宫,是由旧变新,是废物利用,同我们战犯的改造有共同之处。只要我们思想上除旧布新,转向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竭尽所能,作出贡献,便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废料为有用之材。不过,皇宫的改造,可以任人安排;人则是有思想的,成见很深,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改造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们改造思想,主要决定于我们本身的自觉。”杜聿明的发言,对大家都有启发。

争执不下的双方立刻找到管理员评理,管理员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黄维的手纸不够用,没有要求多发,却撕书代替,是不对的。这本书黄维虽然看过了,但还可以借给其他人看嘛!我作为管理员,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给他补发手纸,是我的失职。”管理员接下来又给其他人指出,他们不应给黄维乱扣帽子。

一位原国民党上校团长在参观了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后说:

  继参观天津、东北之后,一九五八年春,管理所又组织战犯们到武汉参观刚竣工不久的武汉长江大桥。这是我国横跨长江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杜聿明一行由汉阳龟山桥头登上大桥,但见公路桥上,车辆行人往来如织;铁路桥上一列列火车急驰而过。大家回忆过去,武汉三镇交通全仗轮渡或一叶扁舟,渡一次江需半小时以上,如今只要几分钟就安抵彼岸,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杜聿明等漫步人行道上,凭栏四顾,武汉三镇雄姿英发,万里长江浩荡东流,祖国河山,堪称锦绣,心里感到无比舒畅和自豪。

从1952年开始,黄维先后患了肺结核、淋巴结核、腹膜结核、精囊结核、副睾结核等疾病。这位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今失去了当年的傲气,卧倒在病床上。由于急性腹膜结核和腹膜炎所引起的严重腹水,使得他的肚皮和双腿肿得又高又亮。当时他被送进了公安部的职工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复兴医院),并住进了单人病房。为了使他的病得到控制和有效的治疗,在国家经济困难特别是青、链霉素只能够进口的条件下,公安部的卫生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派出专人到香港、澳门为他买药。

杜聿明的观感很有代表性。他在观看1957年五一节游行后说: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对国民党战争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不仅让战犯们到外地实地参观,还特许他们观看一九五八年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盛况。

在黄维患病期间,由于生活无法自理,他的一切都要靠管理员照料。在饮食上他更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尽管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他却一直吃着小灶病号饭,每餐至少有两菜一汤,牛奶、猪肉、鸡蛋都有保证。在黄维患病的四年中,他曾多次发生危险,濒于死亡,但都在医院及有关部门的及时抢救和照顾下转危为安。

1975年3月,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1975年3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十月一日,天将破晓,大家就一跃而起,象准备参加圣典似的整理服装。提早用过早餐后,在管理所领导率领下,登车到达公安部。在公安部北门院内,特为战犯搭起一座高台,八时半,大家登上高台,举目一望,天安门城楼和金水桥以南广场上的一切,尽收眼底。排列在广场上最前排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齐严肃的军容,显示了这支钢铁军队的威武雄壮。天安门城楼正面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广场南中央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对此,战犯们颇为注意。东西两侧是马、恩、列、斯画像。九时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来宾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广场上群众中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欢跃着,挥舞着手中的花束,天安门前的鲜花象波涛一样起伏。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挥手向群众致意。当北京市长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军乐队奏起国歌,礼炮声有节奏地”一发发轰鸣,青少年队伍里突然升起成千上万的各色气球,有的还悬挂着各种标语,载沉载浮,冉冉凌空,无数和平鸽振翅飞翔,直上云天。天安门上空五彩缤纷,绚丽夺目,蔚为奇观。接着,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乘敞篷座车校阅了人民解放军。校阅后,分列式开始,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高擎如林的红旗作为先导,陆、海、空三军及各兵种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各行各业的队伍,以一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作成实物模型或用巨型图表标示,安装在彩车上,敲锣击鼓通过天安门,向党和人民汇报。从中可以看到,我国的钢铁产量,机器制造能力,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造船工业已能制造万吨巨轮,轻工产品更是大幅度上升,这些,标志着新中国国力的增强。在群众队伍中,令人瞩目的是高等院校的学生队伍和体育大军,他们焕发着青春的气息,迈着矫健的步伐,昂首阔步前进,标志着我国人民文化素养和体质健康的提高。在游行队伍中殿后的是文艺大军,他们穿着各式民族服装,跳着各种民族舞蹈,在鼓乐声中,载歌载舞,更显得绚丽多彩,千姿百态,象征着新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融和及欢乐愉快的生活。

1956年,黄维终于战胜病魔,获得了新生。眼前的一切使他的心灵深深地受到了震撼。他辗转反侧,想起了解放前,国民党是如何对待共产党和监牢里的犯人的。他想到自己,若仍在国民党军队里,生了如此重病又该当如何?能受到像今天这么好的照顾吗?我黄维当年杀人如麻,可以说是共产党的死敌,可共产党又是如何回报我的呢?黄维此刻才真正感受到共产党的心胸是多么宽广,他们对国民党战犯是多么的宽大和真诚。这一切与自己所曾效忠过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如此看来,我还有什么理由与共产党继续过不去呢?渐渐地,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3月19日早上,抚顺的战犯集中到大食堂听广播。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特赦消息时,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立时响起来。

  作为战争罪犯,能够到各地参观,还能观看国庆典礼,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表明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胸怀和气魄。战犯们躬逢盛世,享受到这种优厚待遇,并且通过参观,在铁的事实面前,更感到泾渭分明,是非凛然,不能不口服心服。在学习座谈参观体会时,大家都争相发言,有按捺不住一吐为快之感。杜聿明在发言中首先对共产党、毛主席表示了衷心的敬意!他说:“这次参观,使我全面地、系统地看到了新中国。由物质文明到精神世界,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三字确实当之无愧!”杜聿明所在的第一组热烈地讨论了“新中国”新在哪里,和旧中国有何不同等问题,最后一致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康复后的黄维又回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因他身体不好,被安排半日象征性劳动半日学习。后来,多数战犯都转到了距北京40公里的秦城农场去劳动,黄维和其他几个有病的战犯仍留在功德林养病。

3月23日下午,293名被特赦战犯被邀请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叶剑英在会上讲话说:

  第一,新中国是真正团结统一的国家。

自1956年开始,管理所不但组织战犯参加“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庆祝活动,还组织他们外出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中山陵等。当看到那一批批国产的汽车和那横跨长江天堑的大桥时,黄维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确做了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

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

  旧中国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代,名义上虽然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统一称号,实际上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不出都门,太阿倒持,虚有其表。放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迄无已时。国家四分五裂,招致日本帝国主义长驱入侵,几乎亡国。世界各国讥中国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大家都是过来人,有亲身的经验和体会,痛定思痛,犹有余悸。而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权是向全国发号施令的灯塔。除台湾而外的全部领土,都在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之下,中央颁布的法令规章,朝令夕至,封疆大吏统由中央任免,没有任何阻碍。这就充分表明新中国是真正团结统一的国家,实为近百年所未有。

1959年,人民政府对战犯开始实行特赦。周恩来总理曾点名要特赦黄维,但根据黄维在管理所的表现,大家认为他改造得还不彻底,若此时将他特赦出去,不仅对他本人不利,别的战犯也不会服气。黄维被留了下来。他本人在仔细分析了自己的思想状况和表现之后,对这一决定心悦诚服。不久,他被转到秦城农场继续改造,1968年又被转到了辽宁抚顺。

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第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1975年3月19日,是黄维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召开了隆重的宣布对全体战犯特赦的大会,许多党、政、军的高级领导都前来参加。这壮观的场面、热烈的气氛,使得黄维及其他最后被特赦的战犯激动万分。在长达27年的改造生涯中,黄维由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进行改造的战犯,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拥护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第三,毛泽东特别重视战犯的特赦。

  旧中国长期遭受列强侵略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洋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蔑视中国主权,压迫中国人民。这个气受得太多了。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彻底扫除了外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自主,中国人民能够挺起胸膛,扬眉吐气地做人了。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反对霸权主义,主持正义和平卜扶助弱小国家,折冲樽俎,举足轻重,全世界有识之士,交相称誉中国公民足迹所至,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能够享受这种荣誉,无不感到自豪!

会后,黄维回到自己的房间,一遍遍看着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颁发的特赦通知书,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回想自己27年所走过的崎岖道路,看看今天,禁不住放声痛哭。他真正佩服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教育政策,佩服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思想修养和工作方法,感谢共产党27年来对他的改造。

1959年的特赦,最早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日提出来的。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又催促:

  第三,新中国开始有计划的建设。

特赦后,71岁的黄维从抚顺回到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黄维代表全体特赦人员宣读了致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感谢信,并表示要努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特赦一些战犯。1960年10月20日,毛泽东建议:

  杜聿明等最为兴奋的是:“我们现在正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这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规模全面建设事业。在国庆游行中,广大工人、农民和科学工作者,汇报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所取得的成就,显示出新中国的人民正以惊人的毅力,热火朝天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大家回忆近百年来的旧中国,在内外煎熬下,千疮百孔,火烧眉睫的事情都无法应付,哪里还有力量建设国家。何况统治集团醉心于争权夺利,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建设项口都没有认真去干,而是听任外国人掠夺中国主权和资源。如开滦煤矿前身是英国人并办的;京汉铁路是比利时人承建的;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是日本人垄断的;长江等内河航运是外商怡和,太古公司操纵的。现在,这一切已成为历史陈迹,新中国正以巨人的雄姿,矫健的步伐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续发展。展望未来,大家充满信心。

之后,政府马上安排黄维与妻子儿女团聚,并让他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每月工资200元,还给他安排了新家。1978年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黄维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1974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

  总之,通过参观,使杜聿明等在思想上、感情上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更加靠近了一步。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批示:

  庄严的时刻 新生的诞辰

毛泽东的这些对战犯特赦的指示,都先后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战犯们的耳中。因此。当他们听到特赦消息时,不论经历改造时间的长短,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的百感交集,使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九月十四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提交的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同时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这时只有小部分老弱病残的战犯留在功德林学习,杜聿明和大部分战犯俱在秦城农场劳动。当他们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报道时,顿时心潮起伏有如波涛翻滚,无不聚精会神逐字逐句读下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效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放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这,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杜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接着,战犯们更加认真地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九月十七日发布的特赦令:

  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战犯们一边读报,一边各自揣摸着特赦令和自身的关系,脑海中浮现着一幕幕光明的前景。在随后的日子里,特赦令成了战犯们之间的中心话题。杜聿明曾对郑庭笈等说:“建国十周年宣布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罪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举行特赦,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它以光辉的一页载入史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对于我们这些战犯,只要好好改造,都有自己的前途。”郑庭笈说:“有的人猜想,这次除了少数几个顽固分子外,大多数都会得到特赦。还议论说,某某几个人态度顽固,常发谬论,在功德林就开过两次全体战犯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帮助。这几个人这次能否得到特赦,恐怕成问题。”杜说:“《人民日报》。仁明确说的是‘一批’,不是全部,也不是绝大部分。特赦与否,恐怕还是要根据表现的好坏来衡量的。”郑又问杜:“你认为,你在这次会得到特赦吗?”杜很诚恳地说:“我是四十三名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之一,罪恶严重,这次怎么会有我呢?而且特赦令讲得很明确,是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我条件不够,还是安心学习劳动,加速改造自己吧。”之后,杜更加积极地投入学习和劳动之中,在学习会上踊跃发言,劳动时不怕脏不怕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自己响决心。

  战犯们平时很少看到记者,自从特赦令发表后,公安部秦城农场战犯宿舍顿时热闹起来。一连几天都有新闻记者上门,有重点地选择采访对象,谈感想,问体会,还到劳动现场摄影。杜聿明这时显得最忙,记者给他照了像,还要他写文章,总结十年来的思想转变过程。随后,管理所组织战犯们参观了长陵、十三陵水库和首都十大建筑,并且观看了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和焰火晚会。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全部战犯回到了功德林。这几天没有安排学习劳动,管理员只是叫大家洗衣理发,把个人卫生搞好。十二月三日晚饭后,管理员通知杜聿明:明天上午九时开大会,特赦一批战犯,要杜准备发言。熄灯铃响了,应该是就寝的时间了。北国冬夜的寒风在窗外呼呼长啸,然而,此时此刻,战犯们的心小却在沸腾着。明又,即将破晓的明天上午九时,将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刻!多数人几乎终夜没有合上眼皮,杜聿明更是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在起草他在特赦大会上的发言,竭力要充分表达出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衷心感激。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东方升起一轮红日,战犯们起床后,照例整理内务搞清洁卫生,大家都没有多说话,显得格外寂静,似乎都在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紧张。早餐后,在宿舍内等待集合,九时三十分各组整队依次进入礼:堂。功德林的礼堂,只是一间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大房子,里而没有桌椅等设备,战犯每人都白带小凳,排列就座。礼堂布置简单肃穆,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上写着二十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战犯特赦大会。”主席台下的最前面,安放了一排长凳,左侧还另没了几个座位,摄影记者已经准备好摄影机,对准了镜头。全场气氛紧张严肃。

  十时整,最高人民法院及公安部首长进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战犯们只.认识其中的姚伦局长、孙鹏飞处长。特赦大会开始,由一位法官致词并宣读特赦十名战犯名单: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法官按次序唱名,随即一一授给《中华人民共和同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当第一个叫到杜聿明时,他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让他出队,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的法官肃立。法官宣读特赦通知书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号。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杜聿明进行了审查。罪犯杜聿明,男性,五十五岁,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该把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放令第一条规定,予以释放。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杜聿明低头深深向法官鞠躬,双手接过特从通知书,又深深地鞠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坐。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起来,摄影汜者纷纷将这感人的场面撮入镜头。以后,按名次一一宣读和颁发了特赦通知书,接着山最高人民法院首长讲话。被邀参加特放大会的战犯家属,有杨伯涛的儿子、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杨健华和郑庭笈的女儿、在北京高中读书的郑心墒,他俩也在会上讲了话。对自己的父亲蒙受特赦,万分感戴共产党、毛主席,当场宣誓:“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最后由杜聿明讲话。杜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汲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特赦大会结束后,在押战犯们仍回宿舍,被特赦的杜聿明等十人,则发给新棉衣裤、棉鞋、棉大衣等衣物,领回了存在管理所的黄金、手表等贵重物品,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和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人员,用车子接进城,分送各旅馆住宿。杜聿明被分住前门外远东旅馆,在北京有亲友的则到亲友家住宿。杜聿明过了十一年的囚禁生活,乍一出来住旅馆,几有隔世之感。他更加怀念功德林的石膏床和庭院里的一草一木,因为那是他新生的摇篮,怎能恝然置之呢?!正是在那里,他医治好了全身的痼疾,躲过了死神的召唤,正是在那里,他清洗了脑子里的旧思想、旧意识,建立了新的世界观。杜聿明对功德林一往情深结下了不解之缘,岁时伏腊,萦怀莫释。在一九六○年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邀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三人,专程到功德林,谒见姚伦局长、孙鹏飞处长及管理所各位领导人。杜聿明以极其感激的心情对姚伦局长说:“功德林是我们新生的摇篮。你们诸位,既是辛助的园丁,又是哺育我们的保姆。这种恩情,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这次是特来看我们出生的娘家的,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你们各位领导的衷心感谢。”姚伦局长一见杜聿明等四人,热烈欢迎,极为亲切。此后,每届十二月四日这一天,杜聿明都把它当作新生诞辰来纪念。

  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杜聿明等十人被特赦后,虽然感受到了投向人民怀抱的无限幸福和欢欣,但又处处都感到陌生,好像进入一个新世界似的。他们住在旅馆里,整天不出大门一步,只是坐在房里阅读书报或给亲戚朋友写信,此外就无所事事。杜聿明在北京段有多少亲朋可访,只有在京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和好友郑洞国,侯镜如以及旧部黄翔几位来看望他,为他的新生致贺。杜心里虽很高兴,但表现得却很拘谨,只是彼此寒暄一番而已。这样连续几天过着,冷清的生活。旅馆的服务员和民政局秘书殷兆玉看出了他们的心理状况,知道这些人由于不了解人民政府是否准许他们自由行动,思想上还有顾虑,不敢冒昧从事,加上北京自新中国建都以来,市容有很大的改变,他们要是上街,可能连方向都辨不清,因而只好株守在房间里。所以,殷秘书和服务员便热诚地向杜聿明等做工作,说明特赦后就享有公民权,在宪法范围内都可自由行动,没有任何限制,尽可以到外面活动。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探访的,也可以看看北京市容,或到公园里游逛。还给他们介绍了公园、商场的位置和情况,希望他们随意到外面蹈逖踬趑。

  杜聿明等十人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才开始活动起来。杜聿明作为一个新中国公民,首先来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了四围雄伟壮丽的建筑群和广场中心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他读了纪念碑 上毛主席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和周恩来总理的亲笔题词之后,便以惭愧忏悔的心情,肃立在纪念碑下,向近百年来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鞠躬敬礼,良久默哀,然后仔细地观摩了表现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近代革命斗争史的四面浮雕。在天安门广场,他足足呆了半天才离开。自此以后,杜聿明等十人连续畅游了故宫、中山公园、北海、景山等名胜古迹,心情无比舒畅,生活日益丰富,思想上再也没有什么拘束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市民政局殷秘书通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十人,十四日下午有首长接见,不要外出。翌日下午一时许,驶来一辆大轿车,把十人都接上了车。“这是到什么地方去?是哪位首长接见呢?”大家都猜不着,又不好意思问。车经过北海大桥后,向左转弯,有人认出这是到中南海的路。果然,大轿车一直驶进了中南海北大门。杜聿明等下车后,被领进一间大会客室,室内沙发排成一个圆形。这时,一位干部宣布:“今天是周总理接见你们。”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大家惊喜异常。周恩来总理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部主任,特别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周振强和第三期学生王耀武,都亲聆过总理的教诲。他们早就想见到总理了,只是怕总理忙,不敢开口请求。今天,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竟然抽出宝贵的时间专门接见特赦人员,这对于杜聿明等人来说,该是何等的幸福 !但是,杜聿明等又深感内疚地自审:在黄埔毕业后,自己走上了与共产党为敌的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争罪犯,在老师面前又该说些什么呢?喜悦、幸福和羞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正当杜聿明等激动不已、思绪纷纭的时候,中央统战部徐冰部长指着一人,给大家介绍说:“这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白色眼镜。他听完徐冰部长的介绍以后,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然后就座。

  片刻,敬爱的周总理来了!陈毅、习仲勋副总理和张 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几位先生,随着总理一齐步入会客室。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总理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满面笑容,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周,然后首先询问每个特赦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亲属情况。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琏的第十八军逃往台湾,而是回到原籍芷江。在县被服厂当三级缝纫工,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时,总理点头微笑,直如家人父子一般亲切。阵阵暖流,泌人肺腑,杜聿明等刚才的紧张心情,顿时消失无遗。接着,总理对着曾扩情说:“我在黄埔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有很多学生年龄比我大,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曾扩情连忙答话:“我那时已三十开外,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总理转面和溥仪谈起旗人的习俗、服装和礼节来,总理说:“我和人接触,一看到具有这些特征的,我就知道他是一位旗人。”陈毅副总理也对溥仪说:“我早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还是你的臣民哩!”一句话道出中国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发人深省。这时,杜聿明对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总理不假思索立刻回答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说罢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杜聿明又向陈毅副总理检讨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老总摆摆手,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这样无拘无束地漫谈了一阵以后,周总理对溥仪、杜聿明等十一名特赦人员作了较长的谈话。他说:“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接着他谈了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等四个问题。

  关于立场问题。周总理指出,立场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就是人们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他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要经得起考验,要给人以好的印象。

  他说,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他面向溥仪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也没有搞好。今天中同六亿五千万人民站起来了。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

  他说,以民族问题为例,过去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些民族。溥仪先生,你在清末登基寸才两三岁,那时你不能贞责,但在伪满时代你要负责。在今天,各民族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各民族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互相帮助。

  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

  接着,他又指出,民族利益与劳动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有了民族立场,还要进一步建立劳动人民的立场。就是要去掉剥削阶级的立场,逐步站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他希望第一批特赦人员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加强思想改造,不断革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

  关于观点问题。周总理说,你们有做新人的愿望,这很好。但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他肯定了头一批特放人员在这方面的进步,希望继续努力巩固。

  关于工作和生活问题。周总理说,工作、生活、劳动、学习、参观,要好好安排一下。参观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进一步了解国内情况。你们要回家的、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

  关于前途问题。周总理说,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你们做得好,狱中人会感到更有希望。

  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也不要把现在的一切都看得那么好。北京的巷子里还有很多矮小房屋。全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几十年。精神面貌也不一致,有的入进步比较慢。我希望你们: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党和国家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周总理讲完后,章土钊先生发言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将军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周总理看了看表,觉得时间已经很久,该吃晚餐了,就问工作人员:“预备晚餐了吗?”工作人员说:“没有预备。”总理歉意地说:“以后再说吧。”杜聿明等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向总理和各位师长鞠躬告别,离开了中南海。

  周总理接见以后,统战部除安排周振强赴浙江原籍、杨伯涛赴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将散住远东旅馆的杜聿明及其他旅馆的九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这里面对东单公园,环境幽雅,交通方便。他们首先认真学习了周总理的讲话,深切体会讲话精神,讨论时发言踊跃,都表示决心继续学习改造,不负总理的期望。杜聿明以一个特级战犯沐此殊遇,大出他的意外,更增强了努力学习、追求真理的坚定意志。总理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亲自看了学习讨论记录。在此期间,他们还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统战部对杜聿明等十一人的安排是:凡在大陆没有亲属,及愿留北京的,可以留在北京;在外地有亲属者,可以前往团聚。其中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四人,愿往外地和亲属团聚,为此,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在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旅次交通及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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